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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 　　【摘 要】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衣襟相连，探讨我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命题，历来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将从理论批评、实际批评，以及批评文体上来展开论述，并着重从文学、文学家，以及对情的精神特质的探讨中，来初步绘就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轮廓，及其价值与深刻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 抒情性 理论与实践探讨 　　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已广为人知，而对于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命题。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个复杂的大问题，而对其抒情性的阐释与研究，关系到中国文学批评的性格特征，因此，在讨论前需要认真理顺什么是中国文学，以及“情”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与内涵。 　　一、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及“情志” 　　中国传统文学的典型代表样式就是诗，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是“什么”的最好回答也是诗，在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一文中，对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着重的探讨，西方文学是建立在“戏剧”的基础上，而中国的文学是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就需要从中国的“诗歌”艺术来谈起。《尚书?尧典》有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在对某种现象或某一事物进行概况时，中国人似乎更乐于用“作用”来代替其“本体”，对于“诗言志”的说法，就是借助于诗的角度来表情达意，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兴观群怨”，也是从诗的作用上来铺展的。《说文解字》是中国训诂学的主要经典之一，在对“诗”字的解释上有“诗，志也。志发于言[1]；从言，寺声。”对其字源意义来分析其演变，由字体的原形、原音出发，探求其原字与孽乳字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诗”与“志”建立关联。许慎对于诗的言志与从言的说法，也反映了古人对于文学的普遍认识，从而将诗的情感意志与外在的文字形态进行了高度融合。 　　“诗”是“志”的停蓄，“志”是“诗”的体现，在《诗大序》中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同时，与字相伴相随的不仅有“情”，还有“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从而讲诗的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建立关联。在本体论中，“情”是文学内在本质之所在，而从创作论中来看，“情”又是文学演变的基本动因，中国文学批评史注重对“情”的阐述，并依托“情”来实现“志”的一脉相承。 　　陆机在《文赋》中对诗的评价“诗缘情而绮靡”，尽管将缘情放在了言志的后面，但也从文学重心上给出了明示，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中对“情志”的多次引用，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有“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有“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在这些以“情志”为主题的文学艺术论述上，将文学艺术的本体、内容、特质与功能进行多重阐释。同样，在《左传》中对“好恶喜怒哀乐”的定义为“六志”，而在《礼记》中却定义为“六情”。钟嵘在《诗品》中对诗的本质概述为人的本质的外化，即从“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中来达到个体生命对自然的一种感发与体察，并从中赋予了诗的不竭的生命力，也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有情世界里的多感诗人 　　诗人是诗歌创作的主体，对诗人素质的概述最早起于王褒的《四子讲德论》，其中有“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的阐述，将诗人的基本素质放置于“感”，多感、善感、敏感构成了诗人的基本素质。同时，对于理性的反省实现的感性与理性的交融而成就“积”，由“积”而至满，进而作于内心，“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将感推向了创作的高度。“多感”绝非是贫贱、幽居的代名词，而是将志士心中的感慨发之于诗，故而能够扩宽视野、提升境界。“善感”是诗人的性格之一，在诗歌作品中，“忘其鄙近，自致远大”是诗人能够随境而上升到高远世界的有效途径，因为“善感”、“多感”，诗人能够敏锐的感受到社会状况的真实与虚伪，发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遗世感叹，李商隐在《乐游原》中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喟叹，在评价其身世与感伤时，纪昀作评“百感茫茫，一时交集”，管世铭作评“消息甚大，为绝句中所未有”，由此得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离不开对作品的“多感与善感”。张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写道：“甚矣哉，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盖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著，沉著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故曰诗以穷而益工，夫亦其境遇然也[2]。” 　　“情”作为文学的本质，而文学家又以“多情”作为自身基本艺术修养之一，真所谓“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对于“情”之正，儒道两家皆有正论，如在《论语?为政》中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在《庄子?渔父》中有云：“真者，精诚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