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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间道路：澳大利亚不休的战略争议 2013年10月，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公布《通往印度洋—澳大利亚国防战略与澳美同盟的未来》报告。该报告提到，澳大利亚自视为“中等国家”，正在受到政治科学家格兰·施耐德所称的“联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的困扰。施耐德在冷战期间称，北约的欧洲成员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永久的困境之中，即努力要减少被裹挟的风险，但同时又经常担心遭到美国轻易地抛弃。澳大利亚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面临这样的困境，当时日本军事能力的迅速壮大使澳大利亚意识到，再也不能以地理孤立作为主要的防御手段，而应该确保让英国承诺在冲突爆发时派遣海军部队以提供安全保障。 报告认为，当前的情况与那时相似，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因为中国的海军力量增长而告警，同时有一些澳大利亚的战略专家公开质疑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度和持久性。中国持续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这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强的经济依存度和日益增加的安全担忧使人们对盟友产生了怀疑，由此引发了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美澳同盟的未来，及其对澳大利亚和地区稳定的作用。澳大利亚战略学者们对此观点不一，但主要有三种倾向或思想流派： 第一种是赞同同盟最小化者。他们认为澳大利亚面临被裹挟进美中日益紧张的对立之中的巨大风险，并对美国保持亚洲长期稳定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的衰弱不可避免。根据这个判断，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容忍中国不断强大，澳大利亚应该制定更加自治的安全政策。休伊·怀特是这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他认为美国将被迫与中国在亚洲平分权力，并接受中国将控制大片中国周边海域的现实。澳大利亚的重中之重应该是置身于中美斗争的外围，避开任何可能被裹挟的承诺同时积极实施海上拒止战略。怀特的观点受到了前澳大利亚陆军司令彼得·里西等人的支持，他们也对美军保持在这个地区主导地位的能力表示强烈的怀疑，并质疑同美国深化军事关系的必要性，担心这样会使中国反感。许多在中国有投资的商业团体也强烈反对与美国走得太近。 第二种是赞同同盟最大化者。他们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形势，加强澳大利亚安全的方法应该是进一步增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加大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贡献，借以鼓励美国保持该地区安全承诺，并加强同盟的持续性和可靠度。赞同同盟最大化者认为这种情况只有在澳大利亚有能力对地区危机或冲突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时才可能出现。例如，科科达基金会的罗斯·巴贝齐提出，澳大利亚国防军不仅要防卫澳大利亚的海岸，而且还要在持久战中积极与美军配合作战。保罗·蒂布也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将美国拉进这个地区抗衡中国。赞同同盟最大化者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采取一个“以惩罚为目的的威慑”的政策，而不是“以拒止为目的的威慑”。 第三种是渐进主义者。他们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对美澳同盟寄予厚望，但同时对美国的政策或策略抱有几分担忧，担心要么将造成不稳定，要么使澳大利亚限于泥沼。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本杰明·斯楚利尔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到，尽管澳大利亚可以从五角大楼“空海一体战”概念中知晓更多的作战细节，但要避免以任何途径或形式公开参与，以免惹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