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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地方志 地方史 区域社会史 一 地方志的概念及其分类： 概念：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载也。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它是一种以记载一方之人、事为内容的著作。它的基本特征有两条：从空间上说，它以一个地方为对象；从内容上说，一地的历史，都在它的记载范围之内。地方性、综合性是其根本特点。某种意义上说，方志是地方史，“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 ，是综合性国史体在地方的延伸。“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宋代设有国家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还有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盐井志等方志分为总志、地区志、专志三类。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总志不具备地方区域性，不属地方文献的范畴。民国以后也未再修总志。地区志有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都邑志，此外，还有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盐井志等。专志是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山脉；水志记河、湖、塘、泉等；名胜志记一地的名胜古迹；风土志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的著名人物。地方志具有地方区域性、历史资料性、内容综合性、时间连续性等特征，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它的特征和作用决定了它在地方文献中的主体地位。要了解、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就必然要了解、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地方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宝藏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人多据明清方志特点给方志下定义，我觉得应历史发展的理解方志的含义及其形态特征。在实行分封制的奴隶社会，方国（诸侯国）是相对于天子中央的地方一级政区，所以，那时的“方志”就是方国史、列国史。章学诚明确称方志是“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目前有人对章氏的话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肯定的。地方记录的开始，是地方实力强大的产物。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周礼》，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一说，是为“方志”一词的源起。此说表明，在西周时代，方国史迹的记载，是由周王室负责的。东周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国力量的强大，地方记录开始独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晋乘、鲁春秋、郑志等。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史记”（后毁于秦）。方国史在记载“方”一点上同后世的方志相同，对后世地方修方志有影响，但体裁是编年体，和后世的方志差异很大。换言之，它和后世的方志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间接的影响。秦以后，中国实行了郡县制，有了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于是，所谓方志，就是某一地方行政区划的综合记载。早期方志只有地方一级政区才有，故又称“郡书”、“郡国之书”、“郡县之志”。秦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社会的开始，按理也是“郡书”式方志的开端，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晚了一拍，值东汉以后始产生。和隋以后方志不同的是，早期郡志的产生，是地方实力增强的产物。秦及西汉，实行强本弱枝政策，随时迁徙地方豪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实力很弱，所以，地方记载不受重视。东汉以后，迁豪强政策停止，豪强开始在地方生根，地方实力大增，门阀制度成型、发展。这直接促进了地方记录的发展。因为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门第制度，必然要寻找能够为其制造舆论的工具。而地方记录正有此功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 。宣传郡国的声望，目的就是为了抬高世家大族这样的“名人”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郡书是郡望、乡邦意识浓厚的产物。于是，地方记录和家谱一样，便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 汉魏六朝时期的地方记录，史称“地记”。地记始于东汉。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靠地方豪强的支持起家的人，为了炫耀“帝乡”，抬高自己，下令学人写了《南阳风俗传》。这是一部讲南阳史地的著作，开汉魏六朝“地记”之先。此后，有了沛、三辅、鲁、庐江等地的人物传，“郡国之书，由是而撰” 。汉代的《三秦记》，记载秦汉时期关中的山川、古道、桥梁、关隘、物产、风土和历史地理故事，特别是咸阳、长安的都邑、宫室等，反映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得到蓬勃的发展。据统计，东汉有人物传记9部，地记6部；三国有人物传记9部，地记14部；两晋有人物传记14部，地记44部；南北朝有人物传记8部，地记72部。这个数字表明，当时地记增加之速度是惊人的。 汉魏六朝时期写成的地记，数量很大，但流下来的不多，完整流下来的几乎没有，现存者大多已残缺不全。如《襄阳耆旧记》，明代还比较完整，今天见到的本子则只有人物传了。地记是方志的早期形态。其主要内容在于，表彰本地之人物，记载地理之沿革，描绘山水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