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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爱情悲剧的相异性 　　摘 要：本文以《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主要从悲剧概念、悲剧审美、悲剧根源等几个方面，对中西爱情悲剧的相异性进行了辨析。 　　关键词：爱情悲剧 相异性 悲剧概念 审美 根源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爱情悲剧，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莎士比亚笔下以文艺复兴为背景的著名爱情悲剧。虽然同为爱情悲剧，但由于悲剧发生的时空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及审美要求的不同，《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显现出了深刻的差异性。笔者将以这两者为例，对中西爱情悲剧的相异性进行比较，以下就此展开论述。 　　一、悲剧概念之异 　　对于中国是否有悲剧，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中国的悲剧概念乃是内化的：由于受中国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未旗帜鲜明地提出悲剧的概念，然而，依然存在内含悲剧思想与要旨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隋唐五代时期，我国悲剧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悲慨”，这一理论观点见于司空图的文论专著《二十四诗品》。文中对“悲慨”的陈述为：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二十四诗品?悲慨》）[1] 　　“悲慨”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所提出的近乎悲剧概念的代表性文论观点。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悲剧观点的提出则宣告了中国古代悲剧理论的最终确立。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元剧之文章》中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2]在他看来，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西蜀梦》、狄君厚的《火烧介子推》等等，都在悲剧之列。而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被认为是“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原因就在于：“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通过对元杂剧的考察，王国维肯定了中国悲剧的存在。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悲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悲剧概念始终是内化的，而不是明确的、系统化的。 　　与之相反，西方的悲剧概念则是明确的、理论化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悲剧下了定义，他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3]它以语言为媒介，被使用在剧的各部分，传递“各种悦耳之音”；不借助叙述而是借人物的动作进行摹仿；通过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从而达到陶冶情感的目的。 　　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他的悲剧观，他认为日神所代表的造型艺术与酒神所代表的音乐艺术所产生的二元冲动是产生悲剧的根源。尼采认为，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经过长期斗争，达成和解，“终于在一个既是安提戈涅、又是卡珊德拉的孩子身上庆祝其神秘的婚盟”，[4]希腊悲剧就此诞生。 　　可见，西方悲剧的产生和发展与悲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西方悲剧的实践也是在其悲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二、悲剧审美之异 　　就审美而言，中国的悲剧明显地呈现出含蓄、内敛的特点。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悲剧结尾处写道：“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在这里，《孔雀东南飞》并未直言爱情的破灭和主人公双双殉情的悲惨结局，而是采用了含蓄的手法，以男女主人公墓旁树上的一对鸳鸯来寄托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许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曲终奏雅的大团圆结局，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动物尚可相依枝头，而人却不能与心目中的伴侣相伴到老，这岂非更显出了人的悲剧性？郭玉生在其《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中说：“人死无法复生，他的不幸已经没有挽回的可能，所以，尽管有了和解团圆的结局，他的遭遇依然是悲剧。”[5]笔者认为，这种含蓄的悲剧审美观点实则不仅体现了对人的怜悯，更加深化了人的悲剧性。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悲剧则显示出外向的审美特点。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在对爱情的追求上，主人公显示出了顽强的执著，不惜冲破家族仇恨也要成全彼此之间的爱情，而在重重的阻挠与巧合之下，朱丽叶为逃开家族安排的婚姻而服下假死药，赶到墓茔的罗密欧信以为真，服毒自杀，当朱丽叶醒来的时候发现情人已死，也以匕首自尽。最终，故事以主人公双双死亡为结局，整个悲剧都显现出一种外向的审美特点，是全然的悲剧。 　　三、悲剧根源之异 　　究其悲剧根源，《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除了受到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庸、礼仪思想、社会等级制度方面的影响外，还是一出性格悲剧。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焦母重重刁难，刘兰芝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爱情，一味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直到被逼离开焦家，也未曾为自己做过一丝辩解，可知性格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