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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化中的洗礼 　　【摘 要】中国文明的根，扎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五四”前后鲜明的凸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现代文明在这二十多年的变化中太巨大了。在社会急骤的转型中，诸多问题都必须调整。其中，“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最危险”这是“三农问题”直白的概括。本文就中国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特点，和古老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做一些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农耕文明；现代化；洗礼 　　矛盾的普遍与统一中，变与不变是永恒的命题。比如和谐，因为有不和谐，才有了追求和谐的执着，也正是有这种执着，和谐才显得更有光彩。 　　和谐的变量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整体而言，最重要、最艰难的是中华文明从根性上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中国文明的根，扎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五四”前后鲜明的凸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现代文明在这二十多年的变化中太巨大了。在社会急骤的转型中，诸多问题都必须调整。其中，“三农问题”尤为突出。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最危险”――这是“三农问题”直白的概括。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大问号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一， 我们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从去年媒体中见到的数据看，有七亿农村人口只占有GDP的1.5%来维持生活。2001年，中国进入了小康，但每天只有二元钱来维持生活的农村人口还有1.7亿。红色警戒线出现了！这无疑是不和谐在经济上的表现。 　　第二，中国工业化指标与现代文明评价体系极不协调。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九亿农业人口的属地有着太多的教育盲目点和医疗盲点。就在前不久“凤凰”台“社会能见度”所言，时至今日，还有四十三万农村民办教师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农村教育的捉襟见肘。这与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的人口素质反差极大，这无疑是不和谐在文化上的反映。 　　造成这种状况，确有人为因素与客观原因，但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因为九亿农业人口的重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背负的沉重。加之，我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为了效率，我们不得不先把有限的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也正是这样，我们的GDP才有了连年的飞跃，我们的城市发展才有了日新月异，农业的滞后，农村与城市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 　　中国农村的贫穷，是丰裕社会的贫穷，我们现在可以很有底气的说这句话。我国的贫富悬殊，在120个国家的调查中，虽然排行第85位，但我们已经把均衡发展的思路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我们也有逐步解决均衡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为此，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十一五规划，国务院随后又颁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广泛深入的话题。回顾2006年经济盘点，我们浏览社会各领域发展成就的同时，农业无疑是非常亮丽的一页，在党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和推动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戏连台，全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3397亿元。并终结了延续了2600多年来农村种田交税的历史。并继续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政策，继续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和产粮大县的转移支持。在我国农村，全面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今年，有80%的农村人口可参加合作医疗，三千多万人可享受低保。农村的道路、水利、电力、通信、安全用水、开发农村沼气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尽管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施行，但“三农”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关心它，并以深邃的目光、科学的、智慧的、处理千年文明在市场中的变化。 　　解决庞大农村人口对现代化的压抑，进而把这种压力化为动力，农民进城――成为社会和谐整合的必然。农民进城的大趋势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美、法、日、韩的成功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的雄辩。据统计，从1991年至1996年，我国农民工进城的人数每年高达850万。后来，国家统计局又对跨省流动人口作了统计：一亿两仟万这个数字，已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位于珠三角黄金走廊上的宝安，它是深圳最典型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的辖区，它的外来人口达四百九十万……农民工进城以后怎么办？我以为这是这场大变革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一、城市的责任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景观。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又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是一个国家文明的灵魂。 　　农民工进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农民工又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城市接纳进城的农民，理所当然的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