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第一集）.docVIP

追根溯源（第一集） 　　我们的经济生活是一首协奏曲，国家、企业、个人就像不同的乐器，共同演奏出跌宕起伏的旋律.每一个乐章，他们的音色高低，曲调急缓，让乐曲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节拍。 　　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这样一张牌――“国有化”。全世界开始激烈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抵御危机？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和魄力，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可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内部，关于“国有”二字的争论，比他们还要激烈。 　　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总蒙着谜一样的面纱。 　　国有经济的角色？ 　　美国《财富》杂志总编苏安迪，对“财富500大”榜单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在上榜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是国有企业，比例接近80%。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企业，是苏安迪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 　　得知中国铁建地铁加隧道建成的里程达到1万公里，几乎把地球沿着直径能够打通。苏安迪有点惊讶，但他也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榜单中迅速上升的原因。从2006年进入“财富500大”榜单，中国铁建每年的营业收入都在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制作的“财富500大“榜单，描绘出了这样的竞争轨迹。 　　1975年的第一张榜单，美国上榜企业最多，有241家，日本54家，英国49家。直到1989年，这张榜单上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的十年，美国和日本上榜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榜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 　　身处冰冷的隧道，苏安迪触摸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的目标，是从国家层面摆脱危机。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苏安迪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很灵活，并不僵化，一方面这些企业引入了公众股份，但同时政府给他们帮助和支持，两样都有，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就适合中国。” 　　就在苏安迪探访中国铁建的同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也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工业化进程下，中国模式的由来。胡鞍钢说认为，“工业化也有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私人发动，就是主要靠私营企业，基本上欧美国家是这样。第二种是政府发动的。” 　　中国一直在工业化的路途上追赶。 　　1949年，车水马龙的列宁格勒，显示了苏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之后不久，英国约翰布朗造船厂里，巨型船舶正在轰鸣中建造；当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在富士山上测试耐久性，当萨拉托加号航母驶出纽约港；中国，还是一个在田野上跋涉的国家。 　　为了快速建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156个“国家重点项目”，近5万家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他们，支撑起新中国经济的基础，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但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就从一条腿变成两条腿，既有国有企业，也有个体户，后来又有外资企业，进而又有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腿走路。 　　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和追赶，并非中国独创。在欧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 　　《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28年前定居德国。铁路是他出行的基本工具，也是他观察欧洲经济的一个窗口。恩道尔的家距法兰克福50公里，坐火车只要7.3欧元，比开车省钱。而德国铁路就是一家国有企业。 　　在德国，目前还有59家国有控股企业，德国3.5%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 　　独立经济学者威廉?恩道尔说：“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改制，比如德国铁路和德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都在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但是国家依然拥有大多数股份，或者控制一定的股份。” 　　国有企业在欧洲大规模出现，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备战和对抗危机的需要，英、法等国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欧洲另一次国有化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 　　威廉?恩道尔还说：“法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只剩下了农业，而且是初级农业，可戴高乐的理想是将法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于是他们制定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 　　戴高乐的理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欧洲宇航、空中客车等一批世界级大企业。在英国，铁路、电力、电讯等行业，当时也百之百属于国有。 　　然而，这些企业也开始显现出效率低下的一面，那时候的英国装一部家庭电话需要等上两年。面对民众的抱怨，英国政府启动私有化改革，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这一轮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的故事尤为曲折。 　　康斯坦丁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正在全世界寻找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康斯坦丁已经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现在他来到了中国。 　　康斯坦丁对私有化问题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