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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三十年 　　2016年的“两会”上，孙晓梅女士提交了第8份与家暴有关的议案：建议扩大在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中引入专家证人的试点。专家证人的作用在于以专业背景证明“以暴制暴”的案件性质，从而为犯罪的家暴受害者争取减刑。58岁的孙晓梅是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她已经关注并介入中国家暴问题近30年――最新的“成果”是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她是这部法律出台的持续推动者之一。 　　1990年，孙晓梅在与美国妇女代表团交流时第一次听说了“家庭暴力”的概念，但她真正直观地感受到“家庭暴力”是在3年后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她受一家公益组织的委托对北京平谷县农村的30个遭遇家暴的女性作了访谈。受访者遭遇的伤害“触目惊心”：有个女人的丈夫经常在吃饭时毫无征兆地就用筷子戳她，戳得她放下碗就跑，哇哇地哭；有个女人被丈夫用铁锹抡骨折了，丈夫消停了一段时间，等痊愈了之后，接着打；还有个女人撩起衣服给她看，前胸后背全是伤，旧伤初愈，新伤又至。 　　“我说这是人还是动物啊，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孙晓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震惊。但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麻木，没有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哭，对遭遇的伤害通常的回答是―“已经习惯了”，“就这么过来了”，“妇女都这样”……受访者普遍将家暴视作稀松平常的事情，很多女人在被打之后，一边哭着一边给丈夫做饭。 　　1998年至2000年间，孙晓梅带领她的团队在北京、内蒙古、浙江和河北4个地区作了4000份关于妇女受暴力侵犯的问卷调查。关于存在家暴家庭的比例，孙晓梅的调查结果与之后官方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据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达30%，其中九成的施暴者为男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暴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女性权益问题。 　　个案访谈和宏观数据中透露的家暴问题的严重性将孙晓梅的兴趣导向了制度层面的现实干预。2001年，她在此前所作研究的基础上，以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的党派提案，这是中国第一份与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她希望以此“引起国家的重视”。但最终作出答复的是与孙晓梅同属一个系统的全国妇联，“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8年，孙晓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在一些法律修改（和立法）中加进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第二年，孙晓梅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将由专家意见稿整理而成的反家暴法草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十一届二次会议。但提案再次“弹了回来”，仍由全国妇联答复。全国妇联的领导和孙晓梅说，你看咱们都是一起的，都是一块研究的，我给你写答复，你说这叫啥事啊。 　　2011年，孙晓梅向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又一次提交了《关于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这次她终于收到了“有关方面”的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其他法律的相关条款中体现。对这一答复，孙晓梅回复了“不满意”。2012年，她再次向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立法终于启动了，但依然要催促“加快”―2013年和2014年的“两会”上，孙晓梅又连续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反家暴法的议案。 　　2014年11月25日，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孙晓梅期盼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她在办公室的电脑上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全文，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和其他的专家们无数次开会讨论的意见，哪些被采纳了，哪些没有被采纳―这十几年来，因为这部法律，她的心情“起伏跌宕”。操心的除了法律的出台，还有诸多细节在法律条文中的体现。 　　在《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家暴内涵的界定，专家们的意见有的“进去了”，比如精神的暴力（原先对家暴的界定只包括身体暴力），而像性暴力则“没有进”。同居暴力在《征求意见稿》和一审稿中都没有出现，但最终出现在了二审稿（通过后即为正式出台的版本）中。 　　“当时好像我们提出来（加进同居暴力）的时候，有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还是以实质婚姻为主，说同居的也不是特别多，后来我们也提出来，我们说现在同居的挺多的，就是很多的人他们流动嘛，流动的时候也要同居，而且现在年轻人的话，俩人高兴就在一起，不高兴就分开，这个也特别多，后来慢慢就被接受了。”孙晓梅回忆。 　　现在，孙晓梅接触家暴受害者的主要途径不再是研究，而是涉家暴刑事案件，有的是NGO找过来，希望她为案件中的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也有的是她以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察员的身份旁听庭审。她发现，家暴也发生了很多随着时代而生的变化。以前大都是像她在平谷农村遇到的情况，家暴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