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docVIP

反思“拿破仑时代”的对外政策 　　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这个人就是拿破仑――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 　　这个男人属于18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拿破仑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拿破仑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在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 　　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年3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但他并没有在意。不管怎么说，他再也不是“后补部长”了。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叛徒”，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暴君”，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但他还是被马雷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经历俄国战场“可怕的大灾难”，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 　　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三年宪法第50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必须表示赞同――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使其举世闻名。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1808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400万法郎提高到近1000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生活排场远近闻名。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亚眠和约》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8个增加到29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了欧洲，法国在中东地区、北非地区、美国或远东地区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一再被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