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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分权制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石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从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算起，已经历时三十一年。它的重要性、目标、方向已经比较明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报告和讲话都强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保证各级各类权力机关勤政廉洁，真正把人民授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以权谋私为少数人服务，或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现在的任务是，我们怎样在体制和制度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一、监督权独立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必然发生变异，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三十多年来，我国政治领域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从全国全局的角度看，没有解决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问题，所以贪污腐败难以遏制，庸官懒政、官僚主义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想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就必须实现监督权的独立。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续两千多年，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就有中国官制的因素。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以来各个朝代都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 HYPERLINK /view/830161.htm \t _blank 郡县、纠正 HYPERLINK /view/5016749.htm \t _blank 刑狱、肃整朝仪，直接对皇帝负责。使百官不能不有所忌惮。这对于遏制官员腐败、缓解社会矛盾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 我国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也是一个贪污腐败横行的地方，1974年成立“独立反贪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法定机构，廉政专员只须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的法定责任，就是以‘调查、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除了政府最高长官以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专员的工作，任何人都在ICAC的调查范围之内。在香港居民的支持之下，经过反贪公署的努力，终于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世界178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香港名列第13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香港成立“独立反贪公署”花了22年的探索时间。1952年组建“反腐败组”，隶属于警署内的刑事侦查处之下，地位相当于一个“科室”。面对严峻的贪腐现状，当局最初只想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解决，不断地提升反腐败组负责人的职级，从警长一直提升到警察总长、助理署长乃至副署长，但这招无济于事。最后，才成立为最高长官直属的独立机构。（资料来源：《香港廉政公署：改变港人生存状态》《文汇报》2011年01月10日）香港的经验教训证明，监督权的独立是多么重要。 新加坡又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新加坡也曾经历过腐败肆虐的日子，但如今的新加坡却能在国际组织的清廉排名中经常名列前茅，2002年到2010年，新加坡廉洁指数一直保持在9.3以上（10分为满分）始终在世界前十名。（资料：透明国际“清廉指数”简介(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该国能在与“腐败怪圈”作斗争的过程中成效显著，独立且“大权在握”的反贪污调查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加坡和许多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李光耀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 1952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但是，反贪局创建初期，由于民众怀疑，担心遭到报复，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贪污调查局并没有发挥很大功用。 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誓言与腐败决裂， 1960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反贪局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