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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保护和重生 　　策展人左靖在徽州歙县坑口村寻访，看见农户把农具勾挂在精美的莲花窗上，非常有价值的清代木雕就这样随意被对待。老屋为土改后所分，多屋非原主，自然无甚感情，也少爱惜。而在当地，她所听到的更是“瞠目结舌”：黟县黄村为黟山派大家黄士陵故乡，黄宅土改后易主，因频频造访，屋主不堪其扰，夜里用铁器把黄宅门楣上的石刻篆字凿除掉了。在江村，她去看了据说是代理民国总理江朝宗的故居，这是一幢清末的华美大屋，正屋门前的八字门楼已经颓倒，主屋的大梁被白蚁蛀空，面临倒塌的危险。 　　左靖还造访了慕名已久的庙首镇太白村的肇修堂，这是一座以10多个天井著称的吕氏大屋，是非常大的单体徽派民居，因民国才女吕碧城是庙首人，这里也就被附会成吕碧城故居。由于产权复杂，给维修带来了诸多问题，也疏于管理。 　　左靖发现的这些问题，实际是土生土长的徽州人、摄影师张建平天天在呼吁呐喊、忧心忡忡的事情。张建平的微博上经常会贴出老宅子的照片，有的少了半面墙，有的院内杂草丛生，有的屋檐已塌。图注说明了房子主人的身份：宰相曹振镛书房斋，清朝货币理论家道光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宅，小溪项门四杰祖宅……没去过的人们只能通过照片来了解失修的古宅有多破败，而真正见过徽派建筑的人，更会对这样的失去感到痛心。 　　徽州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土地的稀缺既让徽派建筑在狭窄的空间中锻炼出了精致的工艺，也让现代人看准了拆掉它们后带来的宝贵土地资源。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开发，古徽州地区（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以及泛徽州地区（浙江淳安、江西浮梁）一带，几乎每个村子里都在拆徽派建筑。总数大约有40万的徽派建筑陆续遭到拆迁，其中大多拆散了卖掉，卖不掉的则直接被当成垃圾扔掉。 　　不仅仅是徽州，江苏、浙江（以东阳为代表，还有义乌、兰溪）、江西（九江市都昌县、婺源）、福建的泉州、广东，这些老宅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同样都面临因为保护不力和商业化过度开发，古村落正在慢慢消失的现状。 　　国家对古迹保护有明文规定，哪些可以开发，哪些必须保护，各地规定不算少。但是细则再多也不能涵盖所有，况且不少规定制定的时间早，一些细节早就不能与时俱进，经费拨付不足和管理规则缺位也让管理和保护力度不够。很多古建因为现在的屋主太多、文物保护单位调查不到位，保护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文物考古专家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农村才是文化的根源，古民居里存留着历史的印迹，应该在当地好好保存，否则就只是一堆斑驳破旧的建筑材料。很多老房子虽然并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单，不是文物，但它本身存在价值。因为无人居住又年久失修，房主无意修缮，当地政府也无意、无力保护，文物管理部门同样视之为“鸡肋”，于是放在那里听任其烂掉；或者因为当地居民要建新房，很多古宅都在拆迁中损毁消失。这样的例子在民间举不胜举。 　　当政府保护力度不够时，民间力量便适时地介入了。有着资金财力、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和收藏古宅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得那些散落在乡村四处、不够国家文物保护级别但又具有一定价值的老宅，得以妥善地保存下来。它们或在原地修复，或进入了藏家们的仓库，或者在异地依照原样重新搭建，恢复了生机，可以说是一种抢救性的异地保护行为。收购古建筑的热潮最早起于2000年前后，其时，农村人大批进城，乡村“空村化”。那些空荡荡的老屋，因为少有人居住而日益衰败，引来了大批有意识的收藏者，投资者随后也跟来。 　　前一阵成龙把自己收藏的古宅捐赠给新加坡某大学的事件引起大众的讨论，而古建专家们对此的看法是，古宅异地安置当然是个好方法，但要控制在一定比例。“比如徽州地区的古宅改造不要多于20个，更多还是要靠政府引导，要引导祖先的后人们改造他们自己的房屋。”同时，发展旅游也不失为景观村落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开发过度，或者没有前瞻性的规划，对古镇、古村落的破坏力也相当大。 　　现代社会和古宅本身是有矛盾的，过去的房屋靠天庭采光，木质结构的房屋私密效果差，一点点声音在每个屋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再加上有些老屋霉烂、潮湿，有些住客忍受不了便一走了之。“人们不是不愿意住老房子，而是有些屋子实在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如何发挥古宅的功用也值得思考。” 　　多年来把精力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天津作家冯骥才认为，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近年他和朋友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调查，发现这里一个完整的、原生态的古村落也没有了，古村落现在进入消亡的加速期。“你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一个古村落吗？”冯骥才时常这样痛心地发问。 　　皖南一个尚未被 　　商业化的古村落 　　世上只有一个呈坎 　　江苏的周庄、同里，浙江的南浔、西塘，安徽的宏村、 　　西递，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