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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求管理回归 　　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提振作用在“十三五”开局凸现出来，但如何在进一步鼓励投资、延续积极财政政策和防控债务风险当中平衡，或需要通过更成熟规范的债券市场来做文章。 　　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短期企稳回升的态势基本已能确认，并且这一波回暖主要得益于传统刺激政策。货币、财政明显趋向宽松，进而拉动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偏向投资的总需求管理再次回归，此举确实解了燃眉之急，稳定了整体局面，甚至IMF也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 　　经济学家们担忧经济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速，并且在通缩之中企业亏损面积扩大，因而总需求刺激刻不容缓。但是，旨在提高投资率的刺激政策又会固化结构问题，延缓改革。 　　稳增长与调结构在短期来看难以两全。政府在扩大央地财政赤字的同时，由于提前发力，下半年能否延续上半年的财政力度将决定着经济回升是否会延续。此外，政府对于各类或有负债已经不再照单全收，这将是下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但也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总需求管理提前到位 　　从开年以来的政策动向来看，宏观调控的重心明显在向总需求管理转移。当市场仍沉浸在悲观预期之中时，政策的力度之大，时间之早，都出乎了市场的预料，甚至连政府专家也感到意外。宏观调控显示出更高的灵活性。 　　“毕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2016年主要任务是供给侧改革，但结束才不到两个月，总需求管理就已经启动，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位熟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编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 　　货币政策看起来比目标更加宽松。2014-2015年，尽管央行降了准也降了息，却未能充分对冲外汇占款下降与工业通缩对货币供应与实际利率的影响。进入2016年，情况明显发生变化，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一改2014年2月以来的负增长格局，同比增速大幅上扬23.7%，新增人民币贷款3.3万亿元，同比多增7000亿元。 　　2016年财政不仅赤字率从2.3%上调至3%，而且节奏上看明显地比往年更提前。地方债置换在一季度就加速放量，3月份单月发行7887亿元，创2015年5月开启地方债置换以来的新高；一季度城投债同比增长1.5倍；通过政策性银行支持重大水利工程贷款等项目的抵押补充贷款一季度增加3136亿元。PPP、专项建设债券等其他准财政措施也在为基建投资加紧蓄力中。与基建投资密切相关的土地出让收入在2015年四季度止跌回升，同比增长9.5%，2016年初以来至4月首周末，100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同比增长11.2%。 　　目前采取的措施中，无论房地产去库存，还是财政货币的扩张，乃至即将推出的营改增，落脚点都是投资，全面覆盖了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拉动的效果已经显现，市场普遍预测一季度经济增长能稳在6.7%附近。“从前两个月和3月的高频数据看，内需改善还是投资走强所致。”北大国发院教授宋国青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内需改善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经济增长是否重振投资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在增长方式上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在收入分配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十二五”末期又提出去杠杆。这几个目标的初衷都是好的。过去几年里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消费确实扮演了越来越重要角色，对GDP的增长贡献率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从国民经济的视角看全社会的债务，全社会总的杠杆率应该还在加速上升。 　　2016年以来投资重返舞台中央，但这与此前促消费、抑投资的结构调整目标是有所背离的。这一现象会在接下来延续吗？ 　　消费率显示了居民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GDP占比自1981年以来一路向下，从53.4%一直降至2010年35.92%，中国经济追赶式的发展方式也依赖投资。为扩大消费、降低投资比例，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不少结构调整的政策。但是，居民最终消费的GDP占比上升幅度甚微，2015年较2010年的低点，只微幅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还可能是因为投资减速而被动增长的。 　　截至2014年，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为37.92%，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在GDP的占比55.56%，世行计算的2013年全球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也达59.98%，经合组织成员国高至61.61%。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则高于其他国家。 　　但是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消费已经远远超过投资。2015年，支出法当中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6.4%，连续四年累计上升，并且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外贸对20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12.3%。据此进一步推断资本形成对2015年GDP的贡献率只有22.3%，还不到2014年46.7%的一半。这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