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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制造：1955―1970的新先锋艺术 　　在当代艺术语境里，内地有文革后的“伤痕”、85以来的新潮，台湾则喜以“解严”为文艺转向的分界线。在欧美学界影响之下，德国和日本的现当代艺术习惯性地被戴上“战后”的帽子，由二战为分界，来讨论美术、电影、文学、戏剧等文化领域的新现象，仿佛一切都可与“治疗”与“重建”沾上边儿。正在纽约MOMA举行的“东京1955-1970：新先锋艺术”（Tokyo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展览便是目前战后艺术讨论热潮中的一朵浪花，将东京视为前卫艺术的孵化箱，明确的时间地点定位旨在召回“时代精神”和社会学式思考，以此视角进行一场日本战后前卫艺术史梳理。其实，随便挑选其中一个主题，都足以办一场研究性个展，但这个展览，有意做地毯式搜索，跨越多个领域，试图为好奇者勾勒一幅可供想象的地图。 　　“日本当代艺术史是多么的年轻和令人忧虑，它被来自日本本土、周边地区以及西方世界的三重力量所决定和形塑。”美国策展人亚历山大?孟璐（Alexandra Munroe）曾一语道破日本当代艺术的展览态势，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对于日本战后艺术的讨论热度只有升温未曾下降。几乎我们所有能想起来的日本当代艺术名人，无论是森山大道或是村上隆，都一致被冠名为“战后艺术家”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有人说，直至柏林墙倒塌、冷战解体，日本的前卫艺术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但这一现状的前历史是什么？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而非21世纪的今天，日本确是把西方的前卫运动挨个经历了一遍吗？卡通是日本与生俱来的特质吗？对中国来说，日本更早地吸收西方的前卫艺术进行自我实践，这就更引人一窥究竟了。“东京1955-1970：新先锋艺术”展览集中于日本50年代具有激烈政治性以及60、70年代具有深刻观念性的艺术，给予我们这段历史近乎全景式的重现。 　　该展览的作品共分为十二部分，多主题显得异彩纷呈：代谢主义建筑运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图像，实验工坊（Jikken Kobo），具体艺术协会（Gutai Art Association），草月艺术中心（Sogetsu Art Center）和激浪派（Fluxus），读卖新闻（Yomiuri）独立和先锋雕塑，高红中心（Hi Red center），塑造1000日元纸币行动（Model 1000-Yen Note Incident），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具形和波普，20世纪60年代末的雕塑、摄影以及图像刺激（The Graphic Impulse）等，它们横跨绘画、雕塑、摄影、插图、设计、建筑、影像等多个门类，汇集了60几位艺术家的200多件作品，其中某些是近期被发现和重估的。不过，种类之多、数量之巨也让某些艺评人对此产生疑问，将那些极重要的作品和人物简单嵌在单一历史叙述里，会不会有些太屈尊他们了？ 　　聚焦东京 　　对于日本战后艺术史梳理，“东京1955-1970”展览并非首创，但与MOMA元叙事的展览观念相契合，将日本艺术置于更具普遍性和全球性的叙事之中。与目前“去中心化”的策展倾向不同的是，该展览将人们的目光拉回众人瞩目的东京，并且，时间上的划分更为集中，这就与以往的展览拉开了距离。早在1986年，就有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前卫艺术的日本1910-1970”，以及在欧洲巡回展览的“再构成：日本的前卫1945-1965”，MOMA也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举办战后日本绘画、雕塑、摄影展。1994年，Alexandra Munroe作为首位在日本美术馆工作的国外策展人，于横滨美术馆策划了颇具影响力的“1945年以后的日本艺术：向天空呐喊”（Japanese Art After 1945 ： Scream Against the Sky），选取具体艺术协会的作品作为叙述的起点。该艺术小组主要活动在远离东京艺术圈的芦屋市，与主流艺术圈不相容，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此次MOMA展览中具体艺术协会的作品只有不大起眼的六件而已。巧合的是，今年2月15日亚历山大?孟璐终于将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具派展览“具体：绝妙的游乐场”（Gutai： Splendid Playground），在MOMA的这个展览临近结束之际，把个案研究推向深入。正如这些展览所显示的，对于日本战后艺术的梳理有着不同的方法论支持，如在日本本地，有编年史式展览的经典案例，美国兴起以小野洋子为例的跨国艺术研究，“东京1955-1970”的策展人郑道炼（Doryun Chong）则欲向观众说明：“东京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郑道炼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增强东京国际大都市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与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相衡。他认为“东京1955-1970”这样一种时空框架是在多种特殊条件组合下形成的。1955年正好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