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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1952年―2014年 　　摘要：文章首先采用永续存盘法对1952年-2014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其增长率。文章得出我国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增长模式；且近十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全要素生产率较之前有较大的落差。最后，文章从产业结构、体制变革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带动经济复苏的建议。 　　关键词：永续存盘法；资本存量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一、 引言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而探究国家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分析各生产要素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分析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探寻经济增长根源需要对经济增长进行核算。在经济增长核算中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判断经济是否具有增长的可持续性。TFP是一个余值，是不能直接被观测的要素投入所解释的经济的增长部分，是间接测度的技术进步率。 　　Solow（1957）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了索罗增长方程，即TFP是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和物质资本增长率的加权线性组合之差。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1973）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改写为超越对数形式，使得要素替代弹性可变生产函数替代要素替代单位弹性生产函数。Denison（1969，1983）认为将“索罗余值”代指技术进步率太过笼统，因而将TFP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济和知识进步三项，并且进行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驱动，而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这引发了我国经济学者对我国经济根源的探究。 　　概括而言，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十年来，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后，我国步入经济增速下滑的阵痛期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快车道。为迅速促进经济复苏和摆脱结构调整的阵痛，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重要的意义。 　　二、 模型设定 　　其中t反映的是时间变量。笔者设定我国在1978年之前基本不存在技术进步，因而本文建立了在1978之前为0；在1979年为1，此后每年增加1的等差序列，表示为t。 　　除了资本和劳动对我国产出具有影响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变化也会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例如，1959年～1961年的自然灾害；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1994年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等。因此在上面模型的基础之上，经过适当的调整，建立回归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Di是虚拟变量。D1指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事件使得GDP和投资呈现出大幅度的波动； D2指中国在1994年进行的深化市场体制改革，D3指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通过对上述模型计量回归可得我国总量生产函数，据此可以计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在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表示为： 　　由此，第t期的TFP增长率为： 　　三、 数据说明 　　由设定计量模型可见，估计出TFP需要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国民收入的年度数据。然而我国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历年的资本存量数据，这需要根据公布的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其估算通常采用永续存盘法。 　　1. 资本存量估算。资本存量数据的估算通常采用永续存盘法，其公式表达为资本存量为上一期资本存量与净投资之和。即 　　由永续存盘法可知，资本存量的年度数据的估计需要我国投资数据，投资价格指数，初始的资本存量估计和中国固定资本折旧率。 　　（1）投资。本文将固定资本形成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每年的投资来源。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2014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经济增长核算中的要素投入实质为投入要素的服务流。固定资本形成额指的是报告期内已经完成建造和购置过程，并已交付生产或使用单位的固定资产价值。因此固定资本形成额与固定投资交付使用率的乘积更接近要素服务流的内涵。1952年～2003年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数据源于Holz（2006）的测算；2003年～201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固定投资价格指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公布于1990年，因此文中使用上海市1952年～1990年的对应指数替代；1991年～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初始资本存量确定。本文中初始资本存量拟采用贺菊煌（1992）的估值1 384亿元。笔者采用该估值首先是因为该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