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研究與田野工作.docVIP

從田野資料 黃卓權 1.田野？ 田野工作（field works, field study或 field research）可以視為一種研究的思維與體驗，資料蒐集只不過是一種研究的過程而已。因為再好的方法也只不過是研究者的「工具」，但是要如何運用這個工具，卻因人而異；只有最適合自己的工具，才是最好的工具！畢竟人類所留下的任何「史料」，都是先民過去的在場證明，但是這些在場證明，會因為種種有意或無意的因素，不斷的損毀、破壞或散失，並不一定會繼續留在歷史事件的現場，或受到後人妥善的集中保存；因此要如何把那些已經離開現場，而且流散各地的史料，重新擺置到歷史現場，從實際的田野體驗中，親身感受人文、生態與自然環境的變遷，藉此重塑歷史情境的時空背景；也就成為歷史研究者極大的挑戰與考驗。 所以田野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透過歷史現場（歷史事件發生地）的實地訪查來蒐集史料，提供實證研究的基礎。因為任何史料都是先民過去的在場證明，一旦我們擁有的文字史料，不足以提供研究工作的需要時，那麼那些遺留在田野中的「見證」，便可以用來填補研究的空隙。根據個人的長期體驗，如果能夠親自考察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一方面既可產生地理空間的臨場感，在我們重新建構歷史現場時，又能產生耳聞不如目見的敘事效果；另一方面，親自查訪遺跡、遺址和當事人或地方人士（包括當事人的後裔），又可以採集到歷史事件的遺留物證以及遺老的耳聞、傳說，如果幸運的話，甚至還有可能蒐集到先民所留下的各種文書、字據。這些直接展現常民觀點與地方觀點的文字記錄或口傳訊息，又可以提供我們更大的研究視野以及研究論述的空間。由此可見，田野工作的目的至少有下列三點： 在歷史現場親自體驗時空交錯的感覺。 採集歷史現場遺留的史料。 蒐集歷史事件的相關資訊或離開歷史現場的史料。 因為除了那些遺留在歷史現場的史料之外，前人早已陸續把歷史現場「實地訪查」中蒐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公開；但是還有許多尚未整理公開的史料，仍然散落在民間收藏者的手中。這些已經離開歷史現場的史料，無論已公開或未公開，同樣都是田野工作中必須認真調查、採集的重要目標。然而，田野工作並不是去蒐集那些隨手可得的簡介或人人皆知的東西；更不是漫無目標的亂查、亂訪，記錄一堆道聽塗說、不知所云的資料；所以在出發前，必須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才能決定田野工作的方向。不管是學術研究或是專題報導，還是晚近日漸風行的紀錄影片攝製，都應該先有這樣的認識。因為人類的活動千奇百怪，田野現場的風貌和特色各不相同，訪談對象的背景和觀點也會因人而異；因此我們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進行腳踏實地的查訪，就如同亂槍打鳥，會失去準頭。 2. 談田野資料 台灣歷經荷蘭、西班牙、鄭氏王國、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統治期間，都曾留下數量可觀的行政文書、備查檔案或相關文物。但是這些「前朝史料」，並不一定能夠繼續留在台灣；因為許多珍貴「史料」已被當時的統治者攜回本國，成為該國重要的國家歷史檔案。然而，我們根據歷史的敏銳度判斷，應該仍有許多流散在各國、各地的文書、文物，有待繼續發掘。例如：鄭氏王國治台時期的相關史料雖然相當缺乏，不過根據晚近學者的研究，鄭成功為了籌集軍費，曾經成立海、陸秘密商團組織；設在中國內陸的稱為「山五商」，以杭州為中心，搜購各種珍貴物資運到廈門；再由沿海地區的「海五商」運往東南亞各國販賣，而且「每年牟利不可勝數」。這種極為「秘密」的貿易形態，一直到1683年（永曆37年、清康熙22年）鄭克塽降清這一年，可以確信仍在秘密進行。但是這些重要的貿易史料，仍然有待未來的研究者進一步蒐集研究。 另一方面，那些曾經統治台灣的政權，又會因為外交、經濟或傳教……等種種關係與其他周邊國家或地區，具有一定程度的文書往來，並且會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留下不少的的相關記錄。根據目前的發掘研究，足可相信當時曾在台灣活動的各國官員、執事者、貿易商、宗教團體或當地家族的個人記載或檔案中，或多或少都會留下一些私人記錄與文物。那些流散在各國或各地的史料，還有待研究者繼續努力蒐集。尤其是台灣史研究者，更應該根據本身的研究取向，努力發掘、用心解讀！然而，無論是再珍貴的史料，都是已死的材料，惟有認真的研究者才能具有足夠的本事與訓練，讓那些死去的材料重新復活！重新說話！ 許多社會生活的常識與知識，都留存在田野之中，這些都是先民智慧的承傳，長期經驗的累積；許多讓我們歷盡辛苦學習的「知識」，往往只是民間生活的一般「常識」而已，足可讓研究者窮究一生都難以理解。研究者不但應該到民間去虛心求教，還要向他們認真學習；孔子在兩千年前就說過：「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其實他所指的就是這一點。在田野經歷中，那些地方耆老的一言一語，或許就能讓我們從中開啟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醞釀出有系統的知識體系；但是這些田野中的智慧，要如何取捨運用，那就不是三言兩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