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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 分享经济 2012年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出来创业，创办了滴滴打车。之前，我在阿里巴巴工作了8年。 我看着互联网从没有人相信，到变成所有的企业如果想要做生意的一个必须的标配品。2008年2010年前后，全球经济危机需求减少，淘宝开始在内销上推动整个零售产业链的变革。我在阿里的最后2年是在支付宝，网上买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人不见面，没有一个好的信任基础，没有这样一个支付的工具，谈不上后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所以到了支付宝，当时有一句话说“如果银行不做，支付宝来做”，开发了一个这样的网上支付平台和工具。 我看到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15年，“衣食住行”里的“衣食住”都被互联网改变了，但是只有“出行”是最传统的。“衣食住”在中国也并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中国的商品过剩，购物不难，但只有出行好像是越来越困难的。在一个城市里面打车是难的，地铁公交是难的，买车是不方便的，买到车是限行的，既使开出去了也是越来越堵的，所以出行好像是越来越困难的，出行是最晚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 我自己也有切身的痛点，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每个周五要从杭州坐飞机回北京，经常要提前两个小时在杭州打车，好几次提前两个小时打不到。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天上下着雨，我一边走路一边拦车，结果等我走到公司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打到车，身上已经淋湿了。 一方面是打车难，另一方司机效率最低很辛苦。司机的工作方式，几十年来都是扫活到路上转，花时间空驶，浪费资源，很辛苦，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2012年，我看到了“衣食住行”里最后一个出行的行业，因为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4G这种网络技术的普及，开始打开了这样的窗口，所以我创办了滴滴打车。你在屋子里面叫车，车到了再出门，比你去路边碰运气体验更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会喜欢这种新的方式。 早期时，朋友都觉得中国没有诚信体系，你叫到车车也未必会来，他看到有个人要去机场他可能接别人走了，车来的路上可能你看到别的空车你也不等他。还有司机没有智能手机，2012年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确实只有10%的人能掏出一个苹果或者三星的手机。那时还没有在线支付，大家并不习惯像今天你这样，滴滴叫一个车直接就可以付车费，那个时候打车用一卡通支付都是不普及的，司机只收现金，他拒绝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还有政策风险，所以一开始是没有人相信的。 一开始滴滴在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做。北京有186家出租车公司，我们跑了1个月的时间，跑了一百家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没有交委的红头文件。说城市是有电话呼叫中心的，呼叫中心已经做了很多年，只有他们能调度出租车，互联网公司是不可以的。在深圳我们刚刚上线的时候，本来觉得深圳更开放是一个火种，如果北京万一不行，我们可以退到深圳，结果刚上线的时候深圳率先把我们叫停了，这一下子就让我感觉到好像退路都没有。 早期我们希望让司机和出租车公司能够接受这种新的打车软件，去帮他提高效率是非常困难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教育和推广，慢慢开始有一些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司机先用起来，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后，滴滴才有了口碑，才开始慢慢传开，乘客端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早期就是从一点一点教育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尝试使用新鲜事物，在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有了很多用户和司机愿意尝试打车软件。在2013、2014年的时候，滴滴快的爆发了补贴大战，打车软件就开始流行。到2014年底，基本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80%以上都开始用上了打车软件。 从路边打车到手机叫出租车，大概花了2年时间，直到2015年整个出租车行业互联网化成都已经很高，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比如尽管出租车司机大都在用滴滴，但高峰期还是叫不到车。对于司机的服务，很多乘客投诉司机拒载或者服务不到位。 最早打车软件解决租车行业信息化的问题，后来的专车和快车，在推动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出租车行业不够市场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是价格并不反映供需，第二是服务并不决定司机的收入。价格不反映供需就是很多人打车，只有很少的车，但是价格是固定的，并不能够激励到司机，缓解供需不平衡，也不能够挑选出来到底谁更着急，谁应该先走，价格的杠杆是没有的。平峰期的时候很多车闲置，或者司机返程价格也不能降一点。出租车整体服务不好，并不能怪司机，那些服务好的司机，他并不能比服务不好的司机收入高，反倒是那些偷奸耍滑的、绕路的司机能赚到更多钱，这个收入分配和激励的机制是失灵的，好的司机不会被鼓励，坏的司机不会被惩罚，所以服务会越来越差。 但并不是原来不想建这样的激励机制，而是获取司机服务数据成本太高。原来出租车开出去之后很难监督服务，要等乘客打电话投诉司机或者写信寄锦旗表扬才知道，获取数据成本太高了，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是不会投诉的。所以我们推出了专快车服务，我们希望能够让服务好的司机赚到更多钱的服务，我们并没有很多的队长去管理他们，我们只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