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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古代哲学反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知识界讨论问题，必引徵“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可易。但 是，很多热情、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中肯地指出：“我们头脑中有 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 ‘五·四’ 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对‘五·四’的再认 识，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观念。”在这些“既定观念中”，王先生首先举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两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为“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出发点。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确需要细致的分析。 　　中国封建么 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把官僚、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阶级，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 定论。诸多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 　　在欧洲，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领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附庸。领主又效忠于君王。采 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欧洲史学称为 Feudalismus 由拉丁文的 Feudum ——采邑一词衍生而来 。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让他们世代相传，服事周 室。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 建 夏、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文献不足，不能臆断 。 Feudalismus 与此类似，因此把它翻译成“封建”，是很恰当的。 　　幽王被犬戎所杀，诸侯立平王，东迁洛阳，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先儒说：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这是因为，越后来的霸主，就 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维护周室之上。到了战国时，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互相兼并征战，要一统天下了。所以， 在记载战国事迹的《国语》中，周仅仅是诸国之一。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处游说，鼓吹“王道”。天下统一，权 力集中，实在是大势所趋。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史记·秦始皇本记》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 和大臣议论，反对封建的过程。汉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而把国土改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甚至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后来，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 老师 和相 行政总管 ，教导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 他们的自主。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失败，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实际地位降为臣子。贾宜的《治安策》就是劝文帝压抑诸 王的名著。从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封土建国，血缘相传，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这样看来， 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而贵族也随之消亡。“反封建”与“反贵族统治阶级”的口号，都是无的放矢。 　　但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搬用欧洲的成论，比附、分析中国的历史、政治，这种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 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大胆假设、细心求证”，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这样治学，把结论放在证据之 前，难免先入为主，曲解事实。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 迹。证据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软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模糊它的定义，扩展它的外延，以寻求符合。靠了这样 牵强的推导，商、周是奴隶制度;秦、汉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刚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对它 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 　　中国落后么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 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 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 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 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浏亮，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