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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 摘要：元明时期，江西的宗族得到大发展，形成了成熟而完备的宗族建设机制。清代江西农村社会走向全面宗族化，表现在聚居形式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化、基层治理的宗族化和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 关键词：清代 江西 宗族化 从汉末三国时期江西境内基本汉化，到唐后期中原移民大量进入江西，庶民宗族形态开始孕育。北宋年间，许多移民经过人口蕃衍，已在人口形态上形成了较大的血缘群体，即已在人口数量上形成了家族乃至宗族形态。也正是在北宋年间，欧阳修和苏洵创立了编撰庶民宗族族谱以凝聚族人的办法，张载、程颐等人在理论上对如何建设庶民宗族进行了探讨。南宋朱熹创立《家礼》，制定了庶民宗族建设的具体模式。也正是在南宋年间，江西庶民宗族基本形成，[1] P471—478 元明时代得到大发展，到清代时，江西农村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宗族化的时代。 所谓全面宗族化，就是宗族成为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每个人都纳入了某一宗族群体，每个人的社会活动许多都以宗族活动为展开。 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主要表在这几个方面： 一、聚居形式的宗族化 聚居形式的宗族化，即人群聚居以宗族为基本结构单位。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姓一村，即使杂有外姓，也往往是以一姓为主，即其中一姓占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关于这种情况，在当时文人著作中有许多描述。 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1733—1743）在江西任按察使的安徽定远人凌燽，在其任内辑录的部分草拟文件《西江视臬纪事》一书，其中《议建昌府条陈保甲详》一文中，谈到江西全省的情况：“据详江右风气，大都聚族而居，贤否不一。其间容有别姓，要亦无多……查江右风俗，聚族而居，所在多有。”[2] P201 这是作为当时江西省级地方官员对江西社会状态的描述，这种描述是具有权威性的。 清代的一些府县志对当时聚族而居的社会状态也有些记载。 清同治十二年（1873）《赣州府志》卷二十《舆地志·风俗》引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张尚瑗主修的《赣州府志》说：“诸邑大姓聚族而居，族有祠，祠有祭。祭或以二分，或以清明，或以冬至。长幼毕集，亲疏秩然，反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3] P742 这条资料说明，尽管赣南有许多家族由明后期与清前期由闽粤返迁入赣的客家人蕃衍而成，但在清代前期的康熙末期，赣南各地已遍布大姓聚族而居，这其中有唐宋建村的村庄，也有明后期和清前期建村的村庄，大多聚族而居。如同治十一年刊本《会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载：“（会昌）乡民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睚眦小怨，动辄格斗，各庇其族，不逞之徒往往挟刃以游，捐躯不悔，故命件特别邑为多。”[4] P235 赣南是一个明清时期移民进入较多的地区，在清前期已是大多聚族而居，而那些在唐后 期至两宋时期中原移民进入较多的赣北、赣中、赣东等地区，则更是宗族遍布，聚族而居。 二、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化 基层社会由于宗族群体遍布，宗族为凝聚族人，常常举行一些宗族活动，族人为了在社会上不处于势单力孤的地位，往往要依托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势力，因而，对宗族活动往往是积极参与，乃至于积极组织。 宗族在基层社会最固定、最常见、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修谱、建祠、祭祖、设族产。 修谱是为了凝聚族人，如前曾述，江西宗族较多地修谱是始于南宋时代，到元明时代，江西各地的宗族进入了普遍修谱的时代，到清代，修谱成了宗族活动的普遍行为，形成了“村村有谱”、“祠必有谱”的状态，祠谱相联是清代江西宗族修谱的一个特点，即有谱必有祠，有祠必有谱的一种状态。如同治十一年刊本《赣县志》卷八《地理志?风俗》记载：“其乡聚族而居，必建宗祠，置祭山，修族谱，以尊祖睦族，长幼亲疏秩然不乱。”[5] P253 进入到清代，江西谱学的发达还表现在： 一是出现了许多族谱的亚种，如墓谱、牌谱、胙谱、婚谱。许华安先生早在1993年研究江西宗族时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一文中谈到：“墓谱载先世坟茔图。牌谱载祭祀神位昭穆图。胙谱载颁发胙肉的标准。婚谱载本族祖先配偶所出地并其辈份。”[6]在江西省图书馆现藏的300多部以赣西北家族为主的族谱中，有一部分就是这些种类的谱，如《（万载县安仁坊）李大祠神主册》（清同治十年以后陇西堂木活字本）、《（万载高邨李氏和房祠主册）》（清光绪三十二年祢祭堂木活字本）、《万载坛下何祠牌位谱不分卷》（道光十九年吉福堂木活字本）、《万载辛幼房祭先事件册》（嘉庆二十年木活字本）等。 二是联谱，同姓联宗修谱，这在明后期和清前期闽粤客家返迁（或称倒迁）入赣的移民聚居地是普遍的宗族活动，这种活动直至清末民国时期仍然不断。[7] 清代的同姓联宗既有全省性的，如罗、熊等姓就修有全省通谱，也有仅限于乡、县、府的同姓联宗。 建祠、祭祖，这在元代的江西的一些区域已是家族的普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