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docVIP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提 要：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关键词：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 　　本文分析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Panegyricus）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伊索克拉底在第一篇泛希腊政治演说――《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呼吁进行一场反波斯的泛希腊远征。雅典与斯巴达因分别拥有海陆霸权的强大实力，而成为他的两大选择对象。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对“领导权问题”的论述，伴随着创作的深入，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他提倡雅典和斯巴达的联合领导（4. 3， 16， 17， 185， 188）；另一方面，他却认为雅典应重获领导权（4. 18， 20， 21）。在其演说辞文本中，“联合领导”与“雅典领导”的两大政治主张从最初呈现便产生了碰撞与冲突。 　　近几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埃德蒙?布赫纳（Edmund 　　Buchner）认为，《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论述的矛盾仅仅是一种文本不连贯性（inconsistency） 　　的表现。伊索克拉底对“领导权”问题的不同描述，出于不同演说情境需要的考虑，对于雅典拥有霸权（hēgemonia）的证明是为两大城邦联合领导权（the joint leadership）论述服务的话语策略；1而J. 冯?凯斯勒（J. von Kessler）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伊索克拉底在文本中坚持呼吁，雅典应获得唯一领导权，演说辞赞美雅典的光荣历史，而不是提倡看起来不切实际的与斯巴达的联合领导权；2美国学者特里?L.帕皮永（Terry L. Papillon）在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英译文导言中提出了一 　　个折衷观点：演说家论述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了多重选择，而伊索克拉底采用长篇演说辞文本的创作，以使读者适应这一过渡，这也是演说家个人对话语操控的另一种表现。1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本中，针对同一事务呈现不同政治主张的现象也在伊索克拉底的另一篇演说辞《泛雅典娜节颂辞》（Panathenaicus）中有所体现。这位修辞学家于该演说辞第240节第一次采用了“模糊话语”（logoi amphiboloi）的术语，对这一现象加以界定。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伊索克拉底采用了这一修辞策略，展现了针对同一政治事务的不一致论述。荷兰学者J. A. E. 邦斯（J. A. E. Bons）从演说表达方式转变的角度，解读伊索克拉底演说辞中的“模糊话语”。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被视为古希腊由口头向书面文化表达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棘手情况。邦斯认为，伊索克拉底试图让读者关注他精妙的演说辞创作技巧，有意采用“模糊话语”策略，回应书面演说辞创作新的需求。2 　　由是观之，诸位学者对《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的解读和邦斯对“模糊话语”策略的分析，探讨了伊索克拉底自己在演说辞中所提倡的政治观点、这种论述不一致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模糊话语”策略运用的效果。笔者认为，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关于“领导权问题”的矛盾论述，是“模糊话语”策略在文本中的表现。本文首先对“模糊话语”策略的含义、运用范围以及功能进行阐释。其次，探讨两大问题：《泛希腊集会演说辞》的表演场合与受众、演说辞创作期间希腊的政治局势，从这两大背景出发，解释这些因素对伊索克拉底运用“模糊话语”策略进行表述所产生的影响。对《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原因的考察，将有助于探讨伊索克拉底演说辞文本论述中的不一致问题，同时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某种有别于传统观点的参考视角。 　　一、“模糊话语”：对同一事务不同政治主张的呈现 　　分析《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的“模糊话语”，意味着对这一修辞策略含义的充分关注。依据与伊索克拉底相关的文本残篇记载，这位修辞学家采用了一个有趣的事例，表明他对“amphibolia”含义的理解： 　　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