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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冤家战争心理：荣誉文化 [摘要]本文利用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资料和格言，检讨传统社会家支间冤家战争的历史证据，并讨论彝族人的荣誉文化价值观的普及情形。凉山彝族在传统社会没有政权机构，因此世代血仇极其普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冤家战争率急剧下降，甚至消失，这与当时强大稳定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有关联，更重要的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人民政府经过艰难的历程，指导着彝族人如何看待捍卫荣誉的一套信念、态度和见解：帮助改变个人层次上的荣誉文化模式，首先是改变个人如何看待粗犷的荣誉观与暴力自卫的想法。这一着力点，使彝族人的荣誉价值观不再强调以暴力自卫，逐渐趋于精神化、道德化，冤家战争也因之消失。由此可见文化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关键词]冤家战争;荣誉文化;文化模式;人民政权 这个题目的启发来自于前辈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考察凉山彝族时，发现彝族人与其他民族文化表现的不同点，最具有好械斗的风俗，而这一风俗在其他民族不具有特色。他在《凉山夷家?冤家》一书里指出：“冤家为罗罗社会特点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亚于阶级制度。冤家的仇视械斗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非单纯的战争或政治，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法律。好像阶级制度一样，冤家是罗罗文化的一个重要枢纽，就中贯联到社会生活的各部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学界对这一主题未作专题研究，仅在研究凉山彝族社会性质时，从阶级制度的视角对冤家械斗有所论述。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庆钧先生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氏族机关的对外职能》认为：“冤家械斗的起因，往往是由于抓奴隶、人命、诈骗、偷窃、强占土地、婚姻、债务无法解决。归根结底，在于争夺娃子、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深刻地体现出冤家械斗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1]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冤家械斗》一书说：“冤家械斗的频繁和扩大，正是在凉山奴隶制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现象。”[2]在此处，学者们面对研究冤家战争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只是作为一种反面教材使用，而不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待它的源与流。笔者现就凉山彝族冤家战争心理及它的文化作一探讨，希望在此做出的评论能引起更为专业的学者们的关注和批评。 一、凉山彝族冤家战争分析当两人或两个集团持有不同的目标时，彼此间已潜伏着冲突的危机，而当这两人或两个集团正式进行互动时，潜在的冲突危机就容易爆发出来。因此，研究彝族冤家战争时，无法探讨其起源，因为伤害与杀害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是伤害与杀害所发生的具体情况因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时代而不同。这一规则在凉山彝族社会可以得到印证。彝族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他们是从古侯、曲涅两兄弟繁衍而来。最初，古侯、曲涅相处很近，互以疆界、牲畜等问题起争端。彝族婚歌：“古侯、曲涅二部各自封，二封相攘夺。为疆为界争，为牛越圈争，为猪抢食争，你大我小争、你高我卑争。……沙库山上三日战，一日千人奔，一日千人溃，沙库山下三日战，一日千人屠，一日千人绝。”后来经过云南、贵州的阿者、乌撒、阿乌等氏族调解，举行杀牛喝血酒盟誓，古侯、曲涅二氏族重新团结起来，其子女互为婚姻。这表明冤家关系持续紧张状况，反过来损害了两方氏族各自的家支利益，而双方家支利益很大程度上源自双方家支的共同利益――为什么和解后又开亲。当凉山社会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令所有人慑服时，社会就一定处在每个人或每个家支的战争或争斗中，战争意识形态化。凉山彝人有战争口诀，以为日、月、星辰、云雾、鹰、猴、熊、蜂、鱼、鸟、人皆有仇敌，皆有战争。因此不诅咒战争，而颂扬战争。《训世经》云，“战争之乐啊，矛与刀吉祥，袍与甲长青。战德永无疆！”彝人不特颂扬战争，而且时时刻刻，在人的一生中做作战的准备，简直是在战争中生活。[3] 这个历史传说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再者，古侯系和曲涅系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有四十四代上下，[4]世代血仇的冤家战争是彝族人生活中常见的重要一环，它存在于对立的家支之间，以及任何拥有密切联系的群体之间。格言：“冤家从开亲产生，疾病从亲戚家门传来”。表示冤家关系与亲戚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世代血仇的冤家战争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制止的目标，伤害与凶杀案由刑事诉讼所取代，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最后终于销声匿迹。 传统的凉山社会为彝族生活之地，自成系统，不受汉人势力的治理，也不受汉人的同化。这种情形何以持续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答案是冤家战争，或者说得精确些，是一系列黑彝家支对土司战争的结果。转变进程始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凉山腹心地区彝族家支势力迅速壮大，通过战争，取代土司土目的势力。利利土司被阿陆家、马家从美姑驱逐至昭觉三湾河，后来又被八且家驱赶到西昌安宁场。沙马土司原住昭觉古尼拉达，后被阿陆家、马家逐出，迁住金阳。海乃土目在马边、峨边势力最大，但被恩扎家、阿侯家、苏呷家联合起来将他驱逐到金阳桃子坪。各个彝族家支经过断断续续一百多年战争，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