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弘治中兴第一名臣.docVIP

刘大夏：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明孝宗弘治一朝（1488―1505年），颇多善政，史称其为弘治中兴，刘大夏则是辅佐明孝宗将弘治中兴推向高峰的第一名臣，史家将其比作促成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和推毂宋仁宗实行仁政的韩琦、范仲淹。 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入仕后，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和户部侍郎、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清正廉洁，干练多才，办事能力极强，历官皆著政声，朝廷赞之，百姓怀之，“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在弘治朝众多名臣中的“第一”地位，在当时即已被朝野公认。 明代自英宗朝开始，积弊丛生，日甚一日。明孝宗继位后，力求更新，变惰政为勤政，变弊政为善政。作为辅佐大臣之一，刘大夏的贡献，远比别的大臣突出。 其一，练达务实，不尚空谈，议而能行，行之见效的议政风格，使通常威严隔膜的君臣会见和迂阔空疏的庙堂谋谟，变得亲切实在，如挚友促膝，如家人倾心。刘大夏让明孝宗对他的召见，几乎每次都如坐春风，如游佳境，从而促使明孝宗的勤政，由早年的勉力为之，变成晚年的乐而为之，期而待之，直臻其一生勤政的巅峰。以明孝宗、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为我国古代史上最为感人的细节之一。 明孝宗的祖父英宗、父亲宪宗，是有名的惰君，很少视朝，更少召见大臣议事。明宪宗有生理缺陷，说话结巴，含混不清，因此极少和臣下对话。偶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访问时政，几位阁臣因听不明白，没法作答，只好“叩头呼万岁”，一次本属庄严肃穆的庙堂议政，啥事也没议，就在这莫名其妙的“万岁”声中草草收场，如同儿戏。 明孝宗却是一个特别勤政的皇帝，从继位开始，即一改父祖惰政恶习，勤于视朝，坚持“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则免”。却也和其父祖一样，很少召对大臣，偶有召对，也极简短。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才有一次比较隆重，为时也较长的召对。但过后又归寂然。徐溥时任内阁首辅，次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三年以后，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因大同边防告警，明孝宗才再次召见阁臣，面议军务。过后仍是“阁臣稀得进见”，而且视朝时间也经常推迟，已有步父祖后尘，由勤政变惰政的趋向。 然而，从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刘大夏入朝开始，明孝宗的勤政便陡然升级，大放异彩，几乎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于散朝后接着召见大臣，细商政务军务，且多为长谈。过后，便有切实可行的除弊求善的政策和措施出台，并动真格，抓落实。明孝宗生来体弱多病，常在感觉欠佳时，默诵一诗以自为调适：“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以如此孱弱之身，居然将这种近乎狂热的勤政状态，一直坚持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病故，近四年的时间，不但不稍懈怠，而且日甚一日，执着有加，直到生命终了。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秋，由两广任上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的。一见面，明孝宗就问：多次召你入朝任职，为何总以有病推辞？刘大夏答曰：臣委的年老多病况见近年四方人穷财尽，易于生变。兵部掌管朝廷机务，万一变生，以臣下的能力，不足以了此事，故忧惧不敢来。这是刘大夏第一次受明孝宗召见，答语质朴实在，非但没一句通常必有的臣子对圣上的颂词，还直揭当今“治世”真实存在的严重危机。明孝宗颇受震动。过了几天，又召刘大夏，问：自祖宗建国，征科赋敛，都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穷财尽？”刘大夏当即指出，因为近年于固有的赋敛照征不误，同时又随意添加新的赋敛，而且很重。并举自己在两广亲眼所见的事例证之：如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料，费用钱粮，动以万计。这事刘大夏已上奏朝廷，明孝宗已下令停止。举出此例，明孝宗自然信服，深感刘大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于是决定推而广之，“今后但有分外的征敛，便令该衙门来说，再斟酌定夺”。 军民为立国之本。务求富民强国的明孝宗，向刘大夏问罢民情，又问军况。刘大夏仍以直言对之：前些天臣固言民穷，而兵比民更穷。这又让明孝宗大受震动，因为据他所知，按常制，军士在军营有月粮，征戍又有行粮，怎么会比民还穷呢？刘大夏指出：军士受军官盘剥很重，所谓月粮、行粮，半与其帅共之，能不穷吗？刘大夏的揭示，听得明孝宗如五雷轰顶，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当了十多年皇帝，孜孜求治，军民穷到这般地步，自己竟一无所知，明孝宗深感内疚，“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而择行之”。朝廷上，一个全方位揭弊政、探善政的运动随之持久展开。 明孝宗从召对刘大夏议政中看到了求治的希望，感到了勤政的乐趣，从此“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乃至频繁地召见大臣，对大臣也更优礼有加。而召对最多的就是刘大夏。明孝宗越来越觉得刘大夏“廉且练事”，清廉方正，洞达时务，办事干练，难得一遇，非其他大臣能比。刘大夏的挚友戴珊，时任左都御史，也以德才受知于明孝宗。明孝宗临朝，“坐金台，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华，有所召对，亦必大夏与珊偕”。每过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