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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与文化生态 　　远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早在1951年已经提出，是针对戏曲工作而言；而“百家争鸣、厚今薄古”，提出于1953年，是针对于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正式的发展文化艺术学术的“双百”方针来宣传，则是1956年了，到现在60年，但有关问题和歧义，似乎还没有梳理好。 　　“双百”这个说法，既形象，又中国，又民主，又聚人气，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方针。历任领导人都不断提起，知识界文化界无人不拥护，已经成为一个是否发扬学术民主的试金石。但是贯彻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问题，还有人认为是直接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乃至认为这只是一个钓鱼、引蛇出洞的阴谋或者说阳谋。想与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王蒙：1956年，“双百”作为比较成熟的文化艺术学术方针刚一提出，就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欣喜若狂。 　　当时的情况似与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有关。当时毛主席等领导人面对苏联的麻烦，是比较有信心的，提出“双百”方针的时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宽阔包容的胸怀。毛主席强调，真理是在齐放与争鸣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如果只剩下唯唯诺诺，歌颂拥戴，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得到发展与创造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提“双百”方针的同时，他还强调要搞“小民主”，“小小民主”，这和他当时正在形成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理论有关。他认为“大民主”（指罢工示威、街头闹事等）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小民主”是用在人民内部的。他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个思想。他说要搞和风细雨，不要搞暴风骤雨，暴风骤雨就是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大民主”是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动摇了社会主义根基，“小民主”是开会提意见，是学术艺术争鸣。这些话毛主席有言在先，所以简单说毛主席钓了你的鱼，未必能讲得通。 　　远方：当时的意思很清楚，但一进入执行层面，分寸就掌握不好。本来是自家人，却对立起来了，往往弄到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的容忍度如何界定了。 　　王蒙：说得好！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一提倡“双百”方针，“大民主”就出来了，那种情况下，一些领导人就会对“双百”加以警惕与折扣，客观上闹成“引蛇出洞”，以“双百”始，以打右派终，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百家”还是“两家”。后来毛主席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无非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在斗争尖锐的国家命运关头，我党历来否定第三条路线，否定中间状态。可以说，由“百家”进入“两家”，是有它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背景的，也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尚同”、“尚一”有关。“天下定于一”，战国时期的孟子，面对四分五裂、血腥厮杀、民不聊生的局面，认为只有“定于一”才有希望。“两家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正义消灭邪恶，当然也就成了“一家论”，“双百”当然落实不好。 　　远方：所以改革开放前，遇到强调阶级斗争了就没有人讲“双百”了，遇到政策调整了，例如1961年末与1962年初，又谈起“双百”来了。之后再一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不怎么提“双百”了。 1960年，毛泽东接见文艺工作者 　　除了“两家论”，还有过一些说法，说“双百”方针是“阶级斗争”的方针，或者认为是一种策略，是“钓鱼”。 　　王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是谈何容易啊！ 　　第三个问题是，“双百”一提，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化艺术学术生态呢？谁能保证“双百”之后作品的质量呢？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说，“双百”就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很现实，也代表了人们对于“双百”“鸣放”的印象。不是说一提百家争鸣就出来一百家真理了，反过来可能出的是80家直到98家含有某种胡说八道、片面极端、哗众取宠、大言欺世、投机取巧、迎合民粹或者市场的言论。如果认为一“百家争鸣”就到处是真理，都是思想家，孔子孟子都出来了，如果以为一“百花齐放”，到处都是国色天香，个个都是鲁迅巴金，那就错了，根本不可能。肯定是上来许多低级趣味、毒花野草、抄袭模仿、趋时附势，这种情况，很容易令人对“双百”方针失望与否定。 　　远方：你认为你的花要放要争艳，他提出你的某某作品根本不是鲜花，也不是香花，而是毒草。周扬讲过，毒草多了，工人阶级的锄草队就要上阵了。 　　王蒙：这也如老子所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你要开花怒放，他就有了锄草的必要与理由；你要鸣夜莺，他就有了猎夜猫子的理由与必要。开了锄，放了收，就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远方：一直到改革开放后，80年代，还不断有“收了”，“寒流来了”，“下冻雨了”，这样的说法。为此你还写过关于“放与收”的文章。 　　王蒙：对呀！还有第四个问题，“双百”方针极大程度上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口与笔，解放了民众的议论纷纷。民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