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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耳朵认字”得罪了钱学森 　　编者按：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科，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在挖掘史料、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全世界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口述史专家和专业研究团体。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了充分挖掘文史馆馆员群体中蕴含的丰厚人文历史资源，抢救“鲜活的历史”，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传承历史记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编撰项目。丛书中的口述者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主要对象，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口述范围大体为受访者的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五个方面中最具有史料价值或能够为时代写照的内容。 　　目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批十三本馆员自述编撰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其中《杨小佛口述历史》《沈寂口述历史》《陈绛口述历史》《丰一吟口述历史》《汪观清口述历史》《刘耋龄口述历史》《童祥苓口述历史》《林丙义口述历史》《邓伟志口述历史》《姜义华口述历史》《曹圣洁口述历史》初稿已完成，2015年起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分辑出版。本期特选登由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口述，徐有威特聘研究员撰稿的《邓伟志口述历史》一书中讲述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体特异功能”证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及其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而遭遇的一系列风波。 　　“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 　　关于“耳朵认字”，我出版过一本《伪科学批判记》。今天说一些书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吧！ 　　大体过程是这样：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则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大足县12岁的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省委负责人接见了唐雨。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立即涌现出一批耳朵以及其他部位认字的男女。可是，我这个好奇的人并未为这“轰动消息”所动。我一笑了之。 　　1979年8月，我在北京车公庄2号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大百科首卷《天文卷》审稿。上海一位朋友来车公庄看我，说起耳朵认字高手王斌、王强就住在市委党校对门的新华印刷厂职工宿舍。他还说，车公庄的王斌、王强比唐雨厉害。唐雨是把纸片贴在耳朵上的，而王斌、王强是隔着金属茶叶盒认字的。朋友准备去看看，拉我陪同。因为就在附近，我便随他去了。我们把写字的纸片放进茶叶盒，王强接过去，置于被衣服盖住的腋下。王强走来走去，我们忽然听出茶叶盒盖打开的声音，再过一会，她一点不错地认了出来。等我们把茶叶盒打开时，发现本来平整的纸片变皱了。如果不是取出了纸片，不论纸片在盒里如何摇动，也不至于皱到这个样子。我们心里有了点数。 　　后来北师大的老师把王斌、王强请到学校的实验室，拉我去看。北师大的老师把纸片用浆糊粘牢后，交王斌、王强姊妹俩去认。王斌、王强知道不拆开认不出，拆开了就露马脚，只得承认此时此刻情绪不好，认不出。后来北师大老师又来了一手：信纸上没字，可信封上有字。她姊妹俩认了一会，便说：“没写字。”回答是对的，可是她们是怎么绕过信封而达于信纸的呢？ 　　不过，此时我仍是把耳朵认字当作到处都有的变戏法看待的，不当回事。可是，当耳朵认字充斥电视台、走进科学殿堂时，尤其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办的《自然》杂志把北京的两姊妹王斌、王强称作耳朵、腋下认字的“冠军”时，我觉得他们是在瞎闹腾了，便同几位听信耳朵认字传言的友人说起在车公庄的见闻。哪知我讲的故事被听觉、嗅觉灵敏的记者知道了，叫我写出来。鉴于大肆宣传耳朵认字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熟人，我怕伤了和气，便取了个化名。可是，稿子送到《文汇报》总编马达手里，马达说：“人家说耳朵认字是真的，用真名。邓伟志说是假的，怎么可以用假名？”我对马达一贯很崇敬，便听了他的话。这就是用真名刊载在1980年1月7日《文汇报》上的《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一文。 　　我在文章结尾写道：“我这么说，可能是在刚刚兴起的‘耳朵热’上滴了一滴冷水。”哪知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引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恐吓信、匿名信、向上告、出简报，骂我什么话的都有。有一次，上海中医药大学要我讲课。有人写信给中医大，并匿名打电话给我，大意是：“如果邓伟志在讲话中批评耳朵认字，我们可以在会场外把邓伟志的讲稿飞出去，把讲台上的邓伟志打昏。”我去讲了，我一开始便把这信的内容告知与会者，并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一米之内接近我。我说：我讲稿是四张纸，在讲话过程中，如果少一张，都是“特异功能的伟大胜利”，如果在一米之外把我打倒，我承受，不报警，不起诉。那天讲了两个小时，会场秩序井然，讲稿安然无恙，我也平安无事。 　　一位将军说我“不看就不信”是唯心主义 　　在耳朵认字多次表演失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