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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线上写诗 　　花几百万元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工人诗人的故事――这个听上去毫无“爆点”的项目，竟然得到了1300多人支持、众筹到了近22万元启动资金。2015年6月，纪录片《我的诗篇》荣获了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 　　摄制组花了半年时间，辗转十几个城市，有几百米深的煤矿，有庞大的钢铁工厂，有深山老林，有大都市深圳，还有大凉山的彝乡。《我的诗篇》制片人蔡庆增说：“不久前过去的‘五一’节，也许很少人能想起这是一个劳动节。片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一线工人，养家糊口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写诗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这些工人的诗歌也许思想不够深刻，也许语言不够华美，但他们记录的是生产线上的喜怒哀乐。 　　吉克阿优：一边充鸭毛，一边喝啤酒，一边写诗 　　2002年，出生于四川大凉山的80后彝族小伙儿吉克阿优在念中专时，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20年后的我》。吉克阿优写的诗获得了老师的表扬，从此迷上了诗歌，“一直写，写完一个笔记本就给老师看”。开始时，害羞的吉克阿优害怕别人看到，写完诗就跑到家门口的河边念，也不知这彝乡的山水是否听懂了他的诗。 　　走出了大山，吉克阿优现在是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即将到来的盛夏时节，他的工作是往羽绒衣里充鸭毛，从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中午休息半个小时。 　　《我的诗篇》摄制组找到吉克阿优时，他并不相信，以为遇上了骗子。秦晓宇解释了半天，才让吉克阿优相信，真的有人愿意记录他们的故事。秦晓宇对他说：“我能骗你多少钱呢？”吉克阿优问：“那能不能把我回乡的车费报销了？”于是，摄制组才得以跟着他回到了大凉山的彝乡。 　　吉克阿优说：“我们县有18万人口，6万到8万人在外打工。土地没人种，一过完年，县里就空了。”2007年，吉克阿优外出打工，初出大山的他甚至不会说普通话，后来跟着《新闻联播》学习，才慢慢学会。 　　吉克阿优在流水线上从事着毫无诗意的重复工作，因为经常一边工作一边想着诗，老板觉得他影响整条流水线进度，就把他调到了充绒间――往羽绒衣里充鸭毛。吉克阿优笑着对记者说：“鸭毛比较臭，但习惯了就好。我现在觉得充绒间挺好的，没有人管。我还偷偷买来啤酒，一边喝啤酒，一边充鸭毛，一边写诗。” 　　吉克阿优念诗给工友听。在《迟到》一诗中，他写道：“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吉克阿优因为参加“我的诗篇”系列活动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嘉兴平湖林埭镇的宣传部和文化站的领导找到了吉克阿优，希望他能留在当地安安心心地写作。“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有自知之明，就做一个图书管理员就好。只要能让我安下心来看书，工资啥的都没要求。”吉克阿优说。 　　老井：在最找不到诗意的矿井下写诗 　　当老井还名叫张克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今后的人生，每天除了睡觉，会有一大半时间要在黑暗的矿井下度过。 　　张克良出生于1968年，初中毕业后中考失利，就开始了工人生涯，当过瓦工、搬过砖、挖过地基。1989年，为了一份有养老金的稳定工作，张克良来到安徽淮南的煤矿工作，开始了每天下井的生活。后来，“老井”就成了他的笔名。 　　老井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流行文学，全民都在看小说、读诗歌，老井也不例外。“最开始写诗和职业无关，仅仅停留在爱好阶段。到煤矿工作后，觉得煤矿工人特别辛苦，还不被理解。矿工找对象都不好找，被认为傻大黑粗。于是，写矿工题材的诗就渐渐多了起来。” 　　当他第一次在地下800米的深处小坐时，他悄悄地关上了头顶那盏闪着微光的矿灯。在黑暗中，他悲哀地发现自己鲜活的身躯，竟然和周围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都黯淡无光。从那一刻起，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要竭尽全力去创造一些光明的东西。 　　老井对记者说：“煤矿矿井下，是最找不到诗意的地方。没有春夏秋冬，没有绿色鲜花，连女工都没有（《劳动法》规定，禁止女工从事矿山、井下劳动――编者注）。”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井找到了诗意。 　　在《地心的蛙鸣》中，老井写道：“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 仔细听 却没有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漆黑的地心 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 　　虽然已经在地下工作多年，但老井每天一下井，心底仍然充满了恐惧，就好像“黑暗的最深处有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球一直在偷窥着我”，它们是尖利的矸石（混入矿石的废岩石――编者注），还是阴险的一氧化碳？ 　　老井经历过不下5次的矿难，幸好都只留了一点小伤。1995年6月，淮南矿务局谢一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老井当时正好路过。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