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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构建研究 摘要： 由于中国大多数企业缺少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加之汇率波动幅度及波动频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使暴露于汇率风险中的企业数量和风险头寸增加。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构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构建模型，明确了建立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将受5个等级的16个因素影响，其中2个因素为直接影响因素，5个因素为基础性影响因素。文章试图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实践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5）0座机电话号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2005年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大幅升值。截至2014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了35.84%，其中次贷危机前（以2007年8月为界）升值幅度为9.47%，而危机后升值幅度则达到了24.09%。然而，在普遍预计人民币兑美元即将进入“5时代”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却发生逆转。无论是次贷危机后的人民币快速升值还是即将迈入“5时代”的走势逆转，都考验着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及其能力。 央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从2014年3月17日开始由原来的±1%扩大到±2%。这一政策的变化迫使涉外企业将承担更大的汇率风险。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汇率波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汇率波动幅度及频率增大。汇率波动幅度越大，涉外企业盈利受到影响的程度就越大。对于一些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比如有的纺织及服装企业利润低于3%，大幅的汇率波动将会吞噬企业的部分或全部利润。而汇率波动频率的增加，又会使企业遭受汇率风险的可能性变大。其二，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再呈单边趋势（单边的升值或是单边的贬值），而是双向波动，使汇率风险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打破了人民币单边升值时出口企业承受汇率风险的状况，人民币贬值将使进口企业暴露于汇率风险中，这就意味着承受汇率风险的涉外企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经济及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当前国情的必然选择。只有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国家才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才能够发挥出本国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入，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国际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国内外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汇率的波动将更趋频繁，这就导致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的企业数量和汇率风险头寸不断增加，涉外企业的经营管理受汇率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日益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把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而经济安全事件属于社会安全事件。针对汇利率风险等63种风险，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进行全面管理，督促中央企业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培养和提升应对经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机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大多数涉外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管理的意识比较薄弱，风险监控体系缺失，汇率风险管理人才和经验匮乏，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汇率风险的状态，对于人民币汇率稍大的波动更是无助和无奈。通过对一些省市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没有主动防御汇率风险的意识，自认为企业只能被动接受由汇率波动所引起的利润变化[1]。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发展。因此，企业亟需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机制来应对这种困局。 随着汇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应急机制反映了系统各组成因素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通常表现为针对某一突发事件而制定的方案和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是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结合。综合近年来的研究，对应急机制经验和分项的研究较多，综合性的研究较少，尚未建立应急机制系统的结构模型[2]。因此，本文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方法对影响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为构建和完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基于应急管理过程视角，Haddow和Bullock[3]认为应急管理包括灾害发生前的准备、灾害响应以及自然或人为灾害发生后的支持和社会重建。加拿大政府制定的加拿大应急管理框架确定了应急管理的4大支柱及其相关内容，即预防和减灾、准备、应对和恢复[4]。王宏伟[5]认为可以从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