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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却斜阳上土堆 　　知堂（周作人）先生一生写了多少信，我没有统计过，但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昔时，“鱼雁传书”作为主要的通讯手段，文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尺牍往还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丰富宝贵的文字资料。古有“鸭头丸”，今有“两地书”，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人文思想，都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意义。我想，随着传统文人的式微和网络时代的兴起，书札文化也如珍稀物种一样，濒临灭绝似已毫无悬念了。 　　作为五四时期文坛大将的周作人，他的信札手稿自然也是众所瞩目，近年就有两次关于周作人信札拍卖的热点新闻，一是2012年，周作人致鲍耀明的百余通信札，以四百四十二万元的成交价占居当场拍卖的首位；再者是2014年5月，在北京上拍的周作人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信札八十四通，最终又以七百多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可见，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又因出任伪职而沦为“汉奸文人”，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他无疑更为人们所关注。这批书信皆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1966年，正好是周作人的最后十年间，内容涉及了文学、社会经济、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对研究和了解周作人晚年的思想、生活以及观点、情趣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里主要说一说周作人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 　　说起鲍耀明，这是个颇有意思的人。他原籍广东中山，1920年生于日本横滨。五六十年代他在香港的一家日本洋行当副总经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