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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的诉讼机制：特性及其限制 　　摘要：社会法的诉讼机制与社会权诉讼密切相关。社会权的发展有一个从道德权利到法律权利、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从不可诉权利到可诉权利的演进过程，由此形成并决定了社会法独特的诉讼机制。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社会法在诉讼机构设置、诉讼程序、诉讼机理和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社会法上的诉权并非完全的权利，而是受到了一定限制。因为社会法上的权利实现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 　　关键词：社会法;社会权;诉讼机制;特性; 限制 　　中图分类号：DF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15-005 　　要讨论社会法的诉讼机制，不能不涉及社会权利及其可诉性问题。尽管社会权利与社会法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但它构成了社会法上权利的内核和主要内容。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法律不一定是社会法，因为社会权利受到宪法、刑法、环境法包括国际法等的全方位保护，但社会法保障的权利都是社会权利，如生存权、社会保障权、劳动权、休息权和健康权等，都是社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社会权利的发展有一个从道德权利到法律权利、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从不可诉权利到可诉权利的演进过程，由此形成并决定了社会法独特的诉讼机制。 　　一、社会权诉讼及其发展 　　1.从不可诉权利到可诉权利。在欧洲，社会权最早被认为是一种道德愿望，属于美德和理想的范畴，是人们希望拥有但本身又不能很快实现的东西。后来，社会权虽然被承认是一种“权利”，但只是国家作为施主可以随意布施或取消的某种恩惠、特权、利益或者好处，并非人人生而有之的普遍性权利。由于不是普遍性法律权利，社会权被认为是不可诉的。还有一些人对法院应否保护社会权利表示疑虑，认为如果法院保护社会权，可能损害司法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危及宪政和民主制度。正是对社会权的此种认识，支配了对社会权可诉性问题的讨论，导致这一权利长期得不到司法帮助。复因其实现依赖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政策，社会法制定与否属立法机关裁量范围，很多国家并不将社会权视为法律权利，不认为是宪法施加于政府的强制义务。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社会权立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在“洛克纳时代”，法院否决了大量试图规制劳资关系的立法，对社会福利也持否定态度，一直不承认社会权的可诉属性。[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由权与社会权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人们无法摆脱其中的一类权利而抽象地保护另一类权利。也就是说，作为整体人的各种权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中一类权利的实现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另一类权利的实现。之后，关于社会权争论的焦点已不在国家应否对穷人负有义务，而在于国家是否负有可由法庭裁决的法律义务以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争论的结果是，“只有自由权才是人权”的理论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判，社会权利是新型人权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马歇尔在《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中，构建了一个公民权利三要素分析框架，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第三个层次，是最低限度的人权，“总体范围包括从较低的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到根据社会所盛行的标准最大化地享有社会遗产和享受文明社会生活的权利”[2]。而且无救济即无权利，行政救济不能完全取代司法救济。由此催生了包括社会法、经济法等在内的新的立法运动的开展，社会权逐渐从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从不可诉权利转化为可诉权利。正如夏勇教授所说，“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划分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是相适应的”，权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3]。 　　2.社会权诉讼的司法实践。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在关注法律规则的内容时，已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法律的执行过程”[4]。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法律的执行不比实体规则更重要的话，也应该是同等重要。用耶林的话说就是：“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持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5]在很多国家，司法对于社会权的保护也在稳步推进。以美国为例：1937年，在“改组法院”的争斗中，联邦最高法院放弃过去秉持的观念，肯定了罗斯福政府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但以福利形式体现的社会权仍被视为政府对国民的恩赐。1960年，在“弗莱明诉内斯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承认得到退休金是“可强制执行的财产权”。但在1970年的“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中，其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认为社会福利是政府赋予的特权，可以申请司法救济。[6]在日本的“朝日诉讼”和“松本诉讼”案中，尽管法院没有确立社会权的可裁决性，但理论的发展已有很大突破。如具体权利论认为，虽然社会权极为抽象，很难界定，但特定时期的某些社会权还是能够计算并予以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