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下).docVIP

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 下 四 财产法方面的变化 　　日本民法在物权篇里规定了一种土地制度，叫永佃权 或永小作权 。旧中国民法也规定了这种制度。永佃权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封建社会农民只有使用土地的权利，而处分权属地主。这种使用土地的权利即不叫所有权也不叫其他权利，只叫产权。到日本明治维新时，就把所有权与永佃权分开，地主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对土地享有永久耕种的权利，这就是永佃权。永佃权这种制度在日本民法里实际上是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去掉了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部分，变成了纯经济关系的内容。德国民法物权篇规定了一种制度，叫“土地负担”制度 也称“土地债务” [17]，也是把封建社会那种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改头换面的保存下来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封建的土地制度当然要变化。二战后，日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日本的永佃权虽未明文废除，但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德国的土地负担制度也逐渐消灭，从而去掉了土地制度中的封建残余。 　　另外，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动产制度中，出现了新的制度，这就是新出现的高层建筑的共有制度。本来，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废除封建民事制度后，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民法时，在不动产制度中废除了许多旧的繁杂的东西，尽量使其简单化，建立了物权法定主义制度，即只允许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物权制度，除此之外不允许另外随意设定物权制度。封建社会的法律有分散性、地域性的特点，土地制度或不动产制度也具有地域性、分散性的特点。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改变了这种状况。在物权制度方面，只准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物权类型，这就是所谓的“物权法定主义”。资产阶级简化了封建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实行了所谓的“一物一权主义”，即一个物上只允许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近代资产阶级民法就是尽量限制共有制度，在某些同一物上不允许存在共有的情形。因为封建社会实行大家庭制度，就同一财产实行共有，情况很复杂。例如，一所房屋的主人死了，有三个儿子，房屋由他们继承。如果大儿子分东三间，二儿子分中间三，三儿子分西三间的话，看起来分得清楚，但总有一些是不能分割的，如过道、走廊等等，这就发生了共有的问题。对此，德国民法典就不允许物的这种共有，而是尽量将一物限制在一个所有人之手，允许共有的情况很少，只限于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两种情形。 　　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在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高层建筑之后，一物一权主义就被破坏了。高层建筑在出卖时，不可能将整个一栋大楼出卖给某一个人，而是出卖给多个人，例如以一个个单元的形式出卖。现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形也非常多了。就一个单元与一个单元的墙壁、地板来说，则是两个单元的人之间共有，这只是小范围的共有。就整个高层建筑来说，还有更大范围的共有，如电梯、通道、走廊等，就属整个高层建筑的住户共有。再如，高层建筑的地基的所有权，如果是高层建筑出卖人所有，那么其所有权就随高层建筑一起出卖;如果高层建筑出卖人仅只是享有高层建筑地基的地上权，其所有权属于他人所有。那么，在出卖高层建筑之后，整个高层建筑的共有人共有地上权与地基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关系，这是十分复杂的情况。这种专有权和共有权相结合的情况，西方国家民法学者称为“区分共有权”或“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如德国、日本 。西方国家近代民法本来想将土地等不动产制度搞得很简单，尽量限制共有关系。但是高层建筑出现后，又出现了一种更复杂的不动产所有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每个人都享有一种权利。这种权既包括专有权也包括共有权。共有分为小范围的共有和大范围的共有。可见，区分共有权是公有制度的一种新形态。此种新形态，西方各国都具有，联邦德国最先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后西方各国都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专门规定高层建筑的区分共有权。这是现代民法物权制度中的一种新现象。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整个物权制度中用益物权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其种类也越来越少，如永佃权本属西方国家民法中的一种重要用益物权类型。现在在日本已经消灭了，旧中国的典权也消灭了。这些变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在市场经济社会初期，人们买不起许多物品，只得使用别人的物，如住别人的房子，使用他人的物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购买力增强，很容易买到动产、取得各种动产的所有权。不动产租赁权的物权化也造成了使用他人物的情况越来越少。在法国民法中，动产的用益物权也越来越少了。例如，原来法律规定，妻子不能继承丈夫的财产，只能由子女继承。但是为了维持妻子的生活，可以在其丈夫的遗产中取得用益物权，直到死后才归其子女继承。现在法律就规定妇女可以取得继承权，因而这方面的用益物权也就消灭了。用益物权发展到现在，只剩下地上权和地役权两种，而且这两种权利也越不重要了。从前的许多用益物权如典权、永佃权等都逐渐地消灭了。 　　在担保物权制度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形与用益物权恰恰相反，其作用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