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者王宏访天津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王宏.docVIP

思考者王宏访天津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王宏 从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大厦十六层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故宫，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还有宽阔的前门广场。王宏闲来无事，或有事忧心的时候，都会站在这里向远处望一望。但把目光收回，就会看到近处规划不合理的居民楼、歪斜的马路，以及破旧不堪的城中村。远处的繁华和近处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既是行长，又是人大代表的王宏忧心忡忡，不敢往深了想。 王宏的忧心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翻看他的简历，从最初辽宁人民银行的小职员，到今天天津银行北京分行的一把手，他经历了外交部、中国银行总行、香港中银集团、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诸多部门，就像一只蜗牛，演绎着“一步一步向上爬”的人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王宏，赶上了中国每一次大的决策，以及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但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他意识到飞速的经济运转中，存在着很多繁荣无法掩饰的“黑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像葱头一样，把皮扒开以后再分析，是很“害怕”的。正是因为对社会有着比常人更为透彻的了解，他告诫身边的家人及员工，做人要善一点、仁一点、勤奋一点，要厚德。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王宏坦言，作为社会精英，要超脱出来，像孔子一样，站在一定的高度，站在喜马拉雅山上来考虑社会问题。 “账清数准”的一行之长 作为经济工作者，特别是一行之长，王宏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王宏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门口一直有员工在等待他的签字和批示。据银行员工讲，有时有事找王行，要在办公室门口排3、4个小时的队才能轮上。但王宏很享受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人。 王宏1980年参加工作，17岁就在人民银行上班，三十多年来几乎未曾脱离过银行系统。学经济出身的他在工作中形成了“账要清，数要准”的特点，经济政策、银行数据信手拈来的他也不忘做笔头的工作，王宏说自己喜欢拿本子记账，过去基本上是10块钱就要记账，后来变成100块钱，现在是500块钱。为了自己记账的事，他还和妻子闹了一次矛盾。“在结婚7、8年的时候，我老婆和丈母娘看到了我的记账本，就开始争论，说我这个人很阴险，给老婆多少钱都记着，说我要变心。”王宏笑着说，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学经济的就是“账要清，数要准”，“我一天的收支、一年的收支总要清楚，否则我做事都是稀里糊涂，如果我做事稀里糊涂，就当不了大官。” 做事有原则、做人够严谨的王宏对于自己人生的每一步规划都很清楚，一如他来到竞争激烈但机会多、环境好的北京是为了“当大官”；工作三年后又参加全国高考、以全省文科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读本科，是为了“多学知识、出人头地”一样。不想混吃混喝的王宏，不但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别人，不但要管别人，还要管好别人。虽然现在这一套“做事必须有账”的文化理论还没有在北京分行真正推广出去，但王宏已把它列为把北京分行做大做强的规划之一。 自从王宏2009年6月加盟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出任党委书记、行长以来，北京分行的资产总额从46.16亿元增加到2010年12月末的186.5亿元，增幅高达304.03%；本外币各项存款从34.44亿元增加到179亿元，增幅高达419.75%。经营利润从2009年12月末的5063万元增长到2.2亿元，增幅高达323%。工作狂一般的王宏带领北京分行全体员工在北京分行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让王宏自诩为社会精英，但这不是一种自夸，而是一种责任的担当。他从不掩饰自己想当大官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地位只有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后才能有足够大的话语权，才能在一定高度上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一如他行长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 行长+人大代表 1998年初，刚从香港回到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王宏动了当市长的念头。他参加了广西北海副市长的竞聘，并通过了人大的法律程序，但在最后关头，却由于中国银行总行不同意而告吹。 王宏当市长的想法虽然以遗憾终结，但仍然泯灭不了他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与十几年前相比，眼前的王宏除了岁月沉淀下来的睿智之外，还多了一份静水深流般的内敛，但唯一不变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冷锐思考。虽然现在他不能像一个市长那样大施拳脚，但他依然通过自己人大代表的话语权来指出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黑洞”。 每当站在自己十六层的办公室窗前向外望的时候，看到远处建筑规范的故宫，再看近处破旧不堪的城中村，王宏都会很生气，“土地是政府的，但政府的职能在哪？”他忍不住这样质问。 在王宏看来，银行是汇百家资金于一体，然后集中发放于某个项目。但在政府、银行、百姓三者关系中，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弱化。比如他曾在人大会上提出的农贸市场问题，理论上来讲，农贸市场和居住区直线距离不能超过500米，买菜不能开车去买，应该最多骑个自行车，甚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