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历史商号雷永丰号.docVIP

普洱茶历史商号：雷永丰号 　　雷永丰号简介 　　清末，云南普洱茶界谁最有名？不是同庆号，不是易武的车家、李家、黄家，也不是倚邦的元昌号。那时最有名的茶界名人主要是三个人：茶帮代表雷逢春（字朗然）、茶行代表周肇京、云南唯一的茶局宝森号李家。当然，乾利贞的大东家袁家五公子是特科状元，在京城和浙江做着省级官员，也大大的有名。不过这里，我们只说茶帮代表石屏商人雷逢春。 　　在滇南的红河州，有一个小城叫石屏。石屏在清代的云南有着特殊的地理地位。石屏以北，汉族居民较多，石屏往西、往南，就进入了所谓夷人（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石屏的汉人既是开垦的先锋，又可以把石屏作为后方的基地，储运和支援。乾隆30年（1765年）前后，境外部族进攻版纳，六大茶山易武一带的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入老挝。这样，地荒了，茶没人采了，贡茶自然也就无法完成。为此，当地官员特地跑到石屏去招商，允许他们进入茶山采茶、种茶、制茶，茶叶制好后，还需要运出去销售。这为石屏的汉人开启了致富之门。 　　雷逢春应该是1854（或1853）年出生的。他的祖上是湖广县太史巷雷家湾人，明永乐年间入滇。据说，年轻时雷逢春就和他的堂兄雷应春等一起去茶山讨生活。据传说，创业时，他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打工、放牛、挑茶样样都干，省吃俭用，善动脑筋，渐渐地积累起一点财产。很快，他开设了自己的茶庄，专办茶叶生产、运输。那时，云南的交通不便，盗匪横行，运输和百货行业是一些风险相当大的产业，产地和销售地的物价差必须加上马帮、盗匪损失（类似于今天的保险提留）等项目。因此，如果每批商品都能运到并销售出去，利润就相当可观。所以，做商业发家很快，危险也相当大。 　　至今，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很多，比如泰丰祥，后来更多的是用永丰或雷永丰来称呼。雷家进茶山也不是雷永丰和雷应春两人，比雷逢春高两辈的的雷甘霖、雷龙泉和雷逢春堂哥雷应春、堂侄雷银藻等，都葬在茶山上。这样推断，雷家应该是在杜文秀起义前后，几辈人一起涌入茶山的。 　　当时的茶帮各号并不自己运茶，所有茶货都雇请马户承运。雷永丰的茶大多以猛海出产的坝子茶和倚邦茶为原料，虽然原料质量一般，但产量很大。他创制了很多的牌号（相当于今天的商标），如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这些牌号的老茶我至今没有见过，但在各种文件上，永丰茶庄或雷永丰却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雷永丰的茶销到了四川、贵州、湖北、北京等地。 　　1911年，思茅成立商会，商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茶商，大多是石屏人；另一部分是百货商人，既有石屏人又有思茅、普洱人。因此，石屏茶商在思茅商会占主导地位，他们选举雷逢春为商会会长。由于茶帮在昆明的文庙东巷购买了仓库、住房，他们在这里处理茶叶省内批发、出省销售和联络省市官员的工作。因此，雷逢春并不常在思茅，他在昆明的联系地址就直接写“昆明文庙茶帮”。 　　1916年,雷永丰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防止假冒。 　　在普洱茶历史上雷永丰还有另一个创举，那就是将七子圆茶增加一饼，生产每筒八饼的八子圆茶。因为价格不变，八子圆茶每筒的重量增加，一时为雷永丰增加了不少订单。 　　雷逢春生有三子二女，其中大儿子雷恩溥、二女儿（男女混排为老三）雷恩宽尤其值得一提。 　　1903年，雷恩溥考取云南最后一届举人，随后派任酆都县令、永宁县令。卸任后，他回到昆明，在协助经营自家的永丰号茶庄的同时，担任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副会长等职务。因为自家在衙门有人，（商务总会类似于衙门，具有很大的商务仲裁、商务判决的权利）所以雷永丰特别愿意打官司。比如，1912年，雷永丰联合周同春、宋信和、袁乾利、刘恒和、宋庆丰、许福兴、马瑞丰、张裕丰等向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要求减税；1917年，因雷恩溥的堂弟雷世琪和他的儿子雷震宇欠债不还，雷恩溥将他们告到个旧商会，要雷震宇将自家的锡矿交与雷永丰，每年收益的70%用于归还欠债，30%用于雷震宇与其母的生活费。 　　19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雷永丰号大公子雷恩溥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主管商务纠纷裁决和文件的起草。这一年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要求各茶商卖茶时必须在大票或外包装笋壳上标明产地，景谷、贵州等地的茶不能写普洱茶或正山字样。这引起了猪街（在现元江县，茶来自现红河县）茶商的不满。猪街茶商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联名告状，认为雷恩溥处事不公，违反约法。至于内飞、笋面，他们认为是商标的一种，不需要商会来定标准。他们的猪街茶从来都只写茗山特产，未写普洱正山特产，自然不算假冒。现在非要让他们写猪街茶字样，这是破坏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海外和国内市场。他们还说普洱不产茶，很多人却在普洱、思茅用坝子茶生产普洱茶，暗指雷永丰有用猛海的坝子茶冒充普洱正山茶的嫌疑。雷恩溥看到这个状子，立即写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