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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罚目的应然性研究 【摘 要】我国刑法理论通说的体系是首躯断离的体系，罪刑关系以罪刑相应为原则，而刑罚论却很少强调罪刑相应的报应之义对于作为刑罚目的的“预防”的制约。因而罪刑相应原则在依赖刑罚并以“预防”为刑罚目的的现实面前不能不是软弱的。单纯地以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目的，或者离开报应主义与特殊预防并列的制约而谈论一般预防的目的意义都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刑罚目的；预防主义；报应主义；应然性 一、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然状态 如果正视我国刑法法定幅度过宽、自由裁量程度过大的事实，“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论”甚至可以依其需要，废弃严厉程度为其深感不足的罪刑等价结构，通过加重刑罚遏罪的主观欲求所需要，可以是任意而无限制的。就“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论”而言，凡合“预防”目的的，就是合理的。目的就是一切，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以“预防犯罪”为要旨的刑罚目的论，在国家面临犯罪浪潮冲击或其它需要的情况下，很可能不计手段、简单地将实践导入重刑苛罚的死巷。因此，单纯地以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目的，或者离开报应主义与特殊预防并列的制约而谈论一般预防的目的意义都是不可行的。 二、我国刑罚目的存在的缺陷 理论通说将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视为预防的两个方面而并列之。然而，由于此两者所面对的对象各有差别，实践中自然不免产生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对此，人们的解释是或者一般预防的需要压倒个别预防的需要，或者反之。前者如姚锦云案，犯罪者再犯的可能不大甚至没有，但一般人实行类似犯罪的可能性现实存在。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考虑，不重罚不足以威慑那些有可能为泄私愤而迁害无辜的潜在仿效者。由此，威慑的一般预防需要突出而压倒了特殊预防的需要，罪犯由此不能不处以死刑。在此，申明在某种情况下，即使罪犯再犯可能不大甚至没有，但是，为了追求对于可能仿效者的威慑，对其仍应判处死刑的观点，不仅有违于实际，而且有害。姚之所以应判死刑，绝不应是一般预防的需要压倒了个别预防之故，而是由其危害程度决定，与此危害相当的报应必须是死刑。如果说存在冲突，只是报应的要求与特殊预防的需要间的冲突。而此冲突在报应，要求以死刑为内容的情况下，由于死刑的执行而自然解决。离开报应的制约而论一般预防的需要，无疑是在肯定必要时可以回避报应的程序问题而依威慑的需要裁判刑罚，其轻重宽缓可以离开报应而取决于潜在犯罪者的安份与否和多寡，公民的犯罪可以成为司法威慑的材料。我国的刑法，对于犯罪客观危害在立法上的区分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术语加以概括，即使同一情节层次的行为，其法定刑种及刑期也幅度极大，因此，悲剧的发生是可能的。要求罪犯在需要时还应偿付为威慑“潜在犯罪者”所需的代价，显然是不公正的。如同一只犯有过错原本只要揍几下的鸡，由于恰适猴子颇不安分急需惩戒而被宰杀。无视报应的限制，所谓的一般预防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 三、我国刑罚目的的应然思考 不可否认的是，在立法阶段，报应与一般预防为不可分离的互促性因素，即为了达到一般预防的效应，针对于严重的社会危害行为不仅需要设置刑罚，而且需要顾及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观念而确定合理恰当的刑罚。刑罚必须相应于行为、结果及罪过的道德可责因素。一般预防不能不受社会公平与正义观念的制约。反之，立法也决不会无视刑罚的功利要求，为公正而公正，为正义而正义。不计功利的报应必然为立法所不取。包括一般预防在内的社会功利观念不能不成为国家确立罚刑等价及其阶梯所必然考虑的因素。由此除满足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观念外，同时亦实现着威慑遏罪的效应。报应本身也已自然依附着一般预防的要求。报应的落实，对于罪犯意味着惩罚、代价和痛苦，并由此而向社会展示公平与正义，而对于可能的仿效者，则意味着警告。报应与一般预防，并不具有可以分离而并列的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实现方式而言，一般预防的效应应当以报应的规定，尤其是报应的落实为前提，一般预防不过是报应的附产品。一般预防不能不以报应的落实为其载体而受业已考虑威慑之需的刑法罪刑等价结构的制约。“在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危害性严重，人们终日提心吊胆的情况下，就应该把一般预防放在首位，加强对社会潜在犯罪人的刑罚威慑，注重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严厉性……”相似的观点不绝于耳，其离弃报应，忽视报应制约追求一般预防的观念溢于言表。“将一般预防放在首位”、“以一般预防为主”之言当然不是从罪刑等价确立的立法角度而论的。而主张于司法适用过程中离弃报应的限制强调和追求一般预防，不仅仅反映着对于暴力的过份依赖，同时也表露着制裁工具失去了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受刑者权利保障的法治理念。任何公民，当其沦为罪犯后，相对于国家重刑遏罪的一般预防需要，对其个人权利的考虑不能不是下位的。就如同在“杀鸡儆猴”中，我们所标示并追求的目的就是儆猴而并不会限定实现此目的所可运用的载体或手段。 由此观之，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