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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为何能成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 　　据有关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正式跨到“上中等收入”新台阶，并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冲刺，但在2006年时，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就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警告。到底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这一定义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东亚复兴》报告。在新兴市场国家，一旦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一旦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也是一个危险时期。每每出现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此时如何应对自身体制变革与外部世界冲击成为国家战略的关键。这种情况在新兴国家尤其东亚国家屡见不鲜，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出现增长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问题。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险？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10年，按照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4000美元大关，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临界点，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也进入各类社会矛盾与利益团体博弈白热阶段，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即为特征。 　　中国可能所面临的一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去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已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国家。如何才能避免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