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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现代化之路初探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司法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介绍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本历程，并对中国司法现代化的路径进行了反思。认为司法现代化要与社会现代化程度相符合，与政治现代化紧密联系；司法现代化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司法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社会积淀；要立足中国社会实践，走中国的司法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 司法现代化；司法改革；条件；途径 一、司法现代化 司法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司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就是用司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就法律的价值取向来说， 它从来都是建构性的， 也一直追求着秩序的稳定与生活的预期”[1]。中国的司法现代化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分析和论述不能局限于司法或者当代司法，而要把对司法现代化的思考放到更深的历史背景和更广的相关领域，去追寻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从历史中挖掘影响司法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因素。 其一，现代司法是形式化司法。之所以说司法现代化是司法的程序化或者形式化，是因为程序化或形式化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形式法范式中的司法程序不仅仅只是判决结论作出的一种事件决断方式， 它还是司法是否获得合法性（ Legitimacy）的前提， 判决是否有效， 程序本身成为一种评价标准。”[2]其二，司法现代化需要政治现代化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法治现代化水平取决于政治现代化水平，也即，司法现代化体现了政治文明程度。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需要提升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不仅要减少政治对司法的干预，相反还要增加司法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和规范。总之就是要建立现代宪政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行现代民主政治，这是司法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以政治现代化推动司法现代化，反过来司法现代化可以巩固社会政治现代化。其三，司法现代化须立足社会实践。中国的司法现代化是成长于中国社会的丰厚土壤中的历史性过程，必须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但我们也要防止陷入历史决定论，那样就没有目标了。中国司法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导，结合中国经验和全球先进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之路。 二、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本历程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开端，应当从《辛丑条约》签订起算，在外国的压力下，清政府开始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导致司法改革的因素还有，清政府日益丧失的司法管辖权，即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日益动摇着清朝统治的根基。“它不仅使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开始走上近代化的轨道；而且促成了政体的近代转型，使中国向着宪政的目标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3]。清末的司法改革，主要是立法修律，进行制度建构，以司法独立、审判公开、检审分离等法律原则为核心思想，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是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为后世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民国时期司法改革注重对对司法独立进一步保障。1912年至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效仿欧美的三权分立政体。开始强调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制度上首次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司法独立。但县级行政单位不设司法机关，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从而又回到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前的行政司法不分的局面。在法官选拔方面，出台《甄拔司法人员准则》、《司法官考试令》等法律文件，保证了法官的职业化和高素质。在律师制度方面，1912年9 月16日， 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律师暂行章程》。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司法改革是有较大进步意义的，虽然改革困难重重，组织上比较混乱，法院权限不甚明晰，司法权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被分割的。但这次司法改革形成了中华民国的司法系统，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总体值得肯定。 新民主主义司法，最早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设四级审判机关， 中央设最高法院，地方设省、县、区三级裁判部；另外，在红军中设军事裁判所。在中央还设有司法人民委员部， 管理司法行政工作， 在地方则有各级裁判部兼管司法行政，但未设专门的检察机关。陕甘宁边区的司法体制继承了苏区的司法体制基础之上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司法。它放弃了议行合一的一元化体制，采取了“行政与立法并立”的议行并立体制。从立法的地位上，政府从属于议会，从职能上讲两者并列。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的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受各级政府的领导。边区高等法院成立于1937年，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委任。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从此高等法院组织有了法律依据。边区的司法行政和审判是合一的，基层司法和行政合一，审检合一的制度。审判制度上，除了简便的庭审和继承了苏区的巡回审判外，还有延安等地区的人民陪审制度，用于案情复杂的案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教训，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进而，随着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司法的专业化发展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