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docVIP

党的“六大”后“七大”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不是向忠发。查看党史的相关文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立三，有的说是周恩来，有的说是周恩来和李立三；甚至不说是谁，只言另有他人；还有的说是蔡和森，其实这段时间瞿秋白和王明也曾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和张闻天都当过党“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这段历史扑朔离迷。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前后顺序又如何？ 一、六大后党的最初实际领导人是蔡和森，后来是李立三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大会亲自给予指导，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参加了大会。共产国际认为大革命及一系列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共领导层知识分子成份太浓，需要加大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份量，于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授意下，中共”六大“开创了“唯成份论”的组织路线，强调工人出身，选出的中央正式、候补委员36人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选出了新的政治局组织人员，共7人，分别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由前5人组成政治局常委，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党的“负总责”，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算是党的“负总责”，习惯上仍称为“总书记”（六大后到七大前，党中央没有设“总书记”这一最高领导职位，七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称谓是“中央委员会主席”）。由于向忠发思想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无法驾御党的全面工作，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国后的蔡和森，因顺直（北京与河北）省委的处理问题受到牵连（大革命失败后，顺直省委也出现混乱，六大前，蔡和森曾代表中央巡视但未能正确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顺直省委一分为二），在新中央政治局会上做了检讨，再加上气喘病发作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于1929年1月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这样蔡和森的工作就由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担任，并成为实际领导人（当时，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还留在共产国际开会）。 二、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来个性好冲动，外号“坦克”，而此时中国正发生冯、阎、桂与蒋之间的中原大战，导致民不聊生、民怨载道，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李立三错误地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擅自公布这一计划，甚至向共产国际与苏联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去准备战争，以配合中国革命，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动，导致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斯大林对此大怒。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志下，对李立三的打击不断升级到反“立三路线”。1930年9月―1931年1月， 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于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到1945年回国。 三、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掌握中央实权，赴苏联后又把权力交给支持其“左”倾路线的博古（秦邦宪）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陈绍禹）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虽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在米夫操纵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王明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他积极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间长达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