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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眷村：一个时代的流离与乡愁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选择了海峡外的台湾作为最后的去处。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公务员和军眷等合计约120万人撤退到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此陆续建起了近800座简陋的村舍来安置，亦称眷村。 195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的作家刘台平，会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因为他的父亲是四川人，曾是宋希濂部队的军医，部队驻扎在山东时，认识了刘台平的母亲。于是1949年，怀有身孕的山东姑娘随着这位军医仓促登上了赴台的货轮。 原本以为只是暂住眷村一隅，没想到60年转瞬即逝。刘台平说：眷村里有着对故土、对远方亲人深深的眷恋，对于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社区，不只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 说起“眷村”，就不得不回溯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当时有100多万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家眷，随着蒋介石政权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最初，没有人认为会久留，绝大多数随军的家眷就只聚居在所属单位、营房附近的庙宇、学校、农舍、牛栏或自己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里；有的甚至还露宿街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入台以后，国府就高喊“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所以，从祖国大陆去台的人们都准备着随时打回去，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一切都是在将就凑合。 从1955年年初起，为了安置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解决其住房问题，各单位便陆陆续续地开始兴建房屋。于是乎，大大小小的眷村便遍布了台湾各个地区。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因为需要安置的人员太多，而经费又有限，就因地制宜，在驻地周围的田间、荒地上，陆续用竹片、茅草搭建了一排排户数不等，长短不一的连幢简易平房。 住户也是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每户人家的住房面积不过30平方米左右；户与户之间的隔墙上面都是相通的，每排房子里，只要有一个人咳嗽，整排的住户都能听到；一家炒菜，整排住户都能闻到菜香。不过，每个村子里都设有小商店、水井、公厕等公共设施，住户们日常生活几乎不用走出村子，所以成了一个与外面社会隔绝的独立小区。这些分布在台湾各地的特殊小区被统称为眷村。 乡愁的滋味 我曾经住过的眷村叫“中兴新村”，位于新竹市光复路，原本是一家砖瓦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村子是两条大片瓦房子，面对光复路，村后的土路边是几排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可以看出当时附近农民、一般老百姓生活也很苦。“中兴新村”跟台湾省府的一个地点同名，条件却差得十万八千里，是个只有七十户的小眷村，村里没有小商店、邮局、医务所等公共设施，是一个丙级都不到的小眷村。 住在这里，我从小就听着老一辈的人述说着故乡的好，长大后发觉许多老人纷纷回到老家，有的竟然不回来了。那一刹那，我才惊觉，许多眷村老伯伯、老妈妈，他们根本拒绝当台湾人！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从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父亲在台湾生活了近四十年，母亲更长，早超过一甲子了，但是父亲在死前最后的一句话：“有没有可能把我葬在四川老家？！”母亲至今还是开口：“俺是山东人！” 村子里老一辈见了面，问候语是：“吃饱饭啦？”开放探亲后，变成了：“是回老家啦？”我很好奇，为何中国人的共同问候语“吃饭了吗”会被另一句话“回老家了吗”给取代，这个现象在祖国大陆并未发生，在东南亚华侨圈也甚少听到。 我从小就熟悉母亲那口浓重的山东话与父亲的四川话，更是熟悉左邻右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的方言，南腔北调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恰好相反，我绕遍了台湾岛，听到看到许多的外省人，都有各省乡音，我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眷村曾经是外省人最大的家，但却不是最后的家，因为在眷村里没有真正的乡音。这句话怎么说？难道村里南腔北调、五花八门的乡音不是乡音？多年后，我懂了！老一辈逐渐凋零，乡音就逐渐没了，小辈普通话说得最多，但只是我们小辈的乡音，不是我父母他们的乡音。 台湾有些政客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把语言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操纵语言为政治斗争工具，我从大学毕业入了社会，才赫然惊觉到，我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省人。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媒体服务，采访一些政客必须用“台语”才显得亲切，但我不会，采访起来倍感艰辛，也备受奚落。政客在“议会殿堂上”，以严厉的口吻质询一些不会说闽南话的外省公务员：“你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却不会讲‘台湾话’，你有什么资格做台湾公务人员？”天啊！这是什么歪理，母亲边看电视边骂：“这些××养的，俺就是山东人，你敢赶老娘走吗？” 父亲没有母亲冲动，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嘴上不说，但是眼睛里放射出愤怒的目光，只交待小弟：“转个台，不看这台！”老父亲的晚年目睹了台湾社会的乱象，对示威游行造成的社会对立十分不安，但他无可奈何，只能提醒我们：“选举一定要选国民党！”但有一次小弟选了别的党，父亲气得几天没跟小弟讲话！ 眷村伯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