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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对国内学者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国内家庭治疗进行了评析和展望。认为国内许多学者和临床工作者把目光转向家庭治疗，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整体来说，在社会工作领域，国内对家庭治疗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技术的“引进”阶段。所以，要求社会工作者针对不同家庭、个体不同需要，选取一种或多种合适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改善家庭功能，达致最好的服务效果。 【关键词】家庭治疗；社会工作；家庭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家庭在结构、功能、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变迁、家庭变迁为家庭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正规化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离婚率的升高、家庭冲突的增多、青少年问题的凸显等促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家庭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家庭治疗的功效。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渗透到了成人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性功能障碍、成瘾、抑郁、焦虑、婚姻压力、亲子冲突等许多领域，吸引了具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已由一种鲜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发展成为一门应用广泛的学问。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模式，是以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着重的焦点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与家庭、与家庭其他成员互动的结果，个人的问题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可能与家庭系统有关。所以家庭治疗的对象不只是病人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系统式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和萨提亚的家庭治疗模式已在中国内地被广泛应用和传播。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设，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系统家庭治疗模式。其中以赵旭东为首的研究团队对系统家庭治疗模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结构家庭治疗以香港大学的李惟容博士为代表，她是米纽庆（Minuchin）唯一的华人弟子，也是著名的结构家庭治疗师。李惟容博士一直致力于结构家庭治疗的研究，香港家庭研究所也在她的努力推动下得以成立。香港家庭研究培养了包括家庭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社会工作者在内的专业人员，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家庭治疗课程，这也为结构家庭治疗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于萨提亚家庭治疗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学者对萨提亚（V.Satir）原著的翻译，如易春丽、叶冬梅合译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2006）；章晓云等翻译的《萨提亚家庭治疗实录》（2006）；聂晶翻译的《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2007）等。另一方面中国国际萨提亚学院在北京、广州设立了萨提亚中心，大力发展和推广萨提亚模式，这也使得萨提亚家庭治疗很快在中国内地得到广泛认可。还有众多学者对家庭治疗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为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一、国内学者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 利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家庭治疗”的搜索结果①进行文献研究得出，中国国内学者对家庭治疗方法的应用和研究多在临床精神病学、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在教育教学和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才刚刚起步；对搜索结果内的相关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得出，有关家庭治疗的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经典家庭治疗方法的介绍研究 家庭治疗模式的出现产生的重大影响被视为继心理动力学、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之后的“第四势力”。它带给社会工作和心理治疗以崭新的视角，把关注的焦点由案主本人转向家庭。 国内一些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术角度从整体上对家庭治疗进行了介绍，以汪新建、韩丽丽、马希权为例。汪新建（2004）从关系的探究和调整的角度，对西方家庭治疗产生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近期的发展进行了全面介绍。[1]汪新建对家庭治疗的介绍偏重于心理治疗，而韩丽丽（2005）则基于社会工作的立场，从社会变迁引发家庭问题，家庭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对家庭问题的解决来介绍家庭治疗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个流派：萨提亚（Virginia Stair） 的家庭沟通治疗、敏努钦（Salvador Minuchin）的结构治疗、哈雷（Jay Haley）的策略治疗、鲍卓勉伊-纳吉（Ivan Boszormenyi -Nagi）的脉络治疗。[2]而马希权和赵旭东（2010）更偏重于从精神病学方面对家庭治疗的起源和发展、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一个整体介绍。[3]还有一些学者对家庭治疗进行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为以后的研究者理清了思路并提供借鉴。如郑满利（2003）的《家庭心理治疗理论研究综述》；[4]姚建忠（2010）的《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