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火车,以及70年代的一次逃票记忆.docVIP

童年火车，以及70年代的一次“逃票”记忆 南北 一 对于火车，我这个生在豫中平原上的人自小就不陌生。 我出生的村子叫前吕村，属现在的河南新郑市管辖。一条由北向南的铁路“京广线”，就横躺在离村子几里地远的地方。而另外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陇海线”，相距也就几十里地。我们的村子，就在这两条大动脉——京广和陇海两条铁路线的夹角中。 我是自小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每次跟着祖母“回娘家”探亲，就必须经由一个叫官厅的小火车站，跨过京广铁路，然后继续向东走，才能到达一个叫做小河湾的村子，那是祖母出生的地方。每次路过铁路时，祖母都会紧紧抓住我的手，掂着小脚在铁路边左顾右盼的看上半天，在确信没有火车从远处开过来的时候，才拉着我磕磕绊绊尽快的跨过去。也因此，我对于铁路和火车，就总是怀有既惧怕又向往的心理。惧怕是从祖母带我过铁路的紧张神情和乡村中关于火车碾死人的传闻中得来的。而向往，则来源于一个乡村孩子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因而，在我少年的很多梦境中，那个小火车站和铁轨就像村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在诸多离奇古怪的故事中不断重复着展开着。 第一次坐火车，大概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初，我4岁左右吧。在古都开封工作的叔叔，得了儿子，要祖母去照顾婶婶。祖母就带着我一同去开封。从官厅火车站坐上一趟由南向北的“慢车”，就是那种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所谓“罐子车”。这种车的车厢有点像铁罐子一样，没有窗户，里面固定着一些脏兮兮的暗红色木头靠椅，所以乡里人就叫它做罐子车。 罐子车在铁路上无论大小车站都会停下来。像官厅这样的小站，大概停三几分钟，而县城级别的车站就会停十分钟或更久。 那时年幼，不太记忆得到具体在火车上的情景。但有一个细节，却现在还能回想起来。从我们那里去开封，必须先从京广线向北到郑州，然后再从郑州转陇海线向东。在郑州转车的时候，人很多，要排队，又是夜里。祖母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还要抱着我。这时身边的一个男人就对祖母说，我来替你抱着小孩吧。祖母愣了一下，然后坚决的摇摇头，并惊慌的离开队伍，离开那个人，重新来到队列的最后。后来，祖母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个人很像一个骗子啊，他就是想骗我把你给他抱，然后就把你给拐跑了。 不过，后来我回想当时的情景，大概是祖母出门不多，太过小心。那个想要替祖母抱我的男人，或者是好心想帮忙的吧。但祖母的担心，却也不无道理。她对祖父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里流泪道：“孩子要是叫人给抱跑了，我可咋回来给你交待啊。这可是你强留下来的一根独苗啊。” 我当医生的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因病去世。隔年，母亲改嫁遥远的新疆。我是与大姐一起跟随祖父母长大的。据说，母亲改嫁时，想要带着幼小的我一起走。但祖父坚决不允，说这是王家的惟一根苗了，必须留下。 也许就因为我被留下，才有了那些童年关于小火车站和铁路的梦。我也才成了如今的我。命运，在冥冥中安排了一切。 二 然而，在关于铁路和火车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无疑是1975年秋天的那次“逃票事件”。 那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开封的叔叔家待了半年。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能就业。于是，又返回故乡。这时，祖父祖母早就去世多年，大姐也被许昌的叔叔接去在那里上班了。我一个人在村子里举目无亲。那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庄，只有我们一家姓王。而这王家又只剩下了我一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苗”。许昌的叔叔，在文革初期是许昌地区造反组织“反复辟兵团”的司令，后期被结合到许昌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常委”，所以有些能量，在将大姐户口迁去许昌市安排了工作后，又在积极活动着想把我也迁过去。所以，我时不时的会到许昌去，看望这位叔叔一家，顺便听听消息。 那时，我被村里推荐到县卫校学习，准备毕业后回村当一名赤脚医生。但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对于城市的向往是强烈的。何况，那时城乡两元分化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城市人享有农村人难以企及的种种特权。 县卫校离新郑火车站很近，步行也就半个小时的路。那时农村人都穷，没有钱。很多人坐火车时，能逃票就逃票。有一个坐火车逃票被捉的故事流传很广。说是一个人坐火车逃票，下车时被抓住了。要他补票，他没有钱。怎么办？于是就给他脖子上挂了个牌子，上写“逃票犯”几个大字，然后让他自己敲着锣在车站上一边走一边吆喝认罪。这个人也很幽默，就边敲锣走着边吆喝道：“人民火车人民坐，人民没钱得吆喝啊”。于是，听到的人都哈哈大笑。这人把一场游街示众，弄成了一场那个异化时代的滑稽剧。 我按照从同学那里听来的“逃票”办法，只卖了一站路的车票混上了车。想着下车后，就顺着铁轨走。出了车站，就没事了。这样，可以省下一元多钱的车费。当时的一元多钱，可是在学校半个月的生活费。 然而，当火车到达许昌火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和很多逃票的人，都傻眼了——整整一列火车，都被穿着绿上衣戴着红袖标，手持棍棒的民兵给包围了起来。有车票的，放了出去。像我这样买一站坐多站，或者根本就没买票的人，大概有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