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漂”之痛.docVIP

“双漂”之痛 　　归属感，正在成为一线城市众多农村籍高学历人才精神世界的空白区。 　　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依靠相对贫瘠的教育资源，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挤掉无数同龄人，最终获取对于农村人而言最尊贵的城市通行证——考上大学，有的还获得了更高学历。 　　按照国家政策，他们把户口迁到了就读的大学，毕业时发现，和拥有当地户口的同学“同学不同命”：选择留在一线大城市的农村学子，大部分人的户口无法落在一线城市。而当他们承认现实，想把户口迁回老家时却发现，按照国家政策他们的户口再也不能和父母的户口为伍，要作为城镇户口挂靠到当地的镇居委会。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户口落不到一线城市也回不到农村老家，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内，为梦想努力打拼。 　　我们将这样一群两边不靠的新城市人称为“双漂”一族。 　　农村中走出的精英 　　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媒体从业者苏果（化名）刚刚参加完北京一场名流云集的聚会，会间她还抓住机会采访到一位房地产大佬，与她畅谈中国经济走势。聚会结束后，一身盛装的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乘坐地铁回到自己1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内。 　　1983年出生的苏果，来自山东烟台蓬莱的一个小村子，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北京大学，硕士期间还同步攻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双硕士学位。一路过关斩将把名校读完，苏果无疑是农村大学生里的佼佼者。 　　2011年留学回国后，苏果几经辗转找到了北京一家媒体单位。解决北京市户口，是这份工作对她的最大吸引力。 　　然而，一个硬指标将她拦在门外——必须要在国外呆满360天。苏果少呆了近2个月。“这个规定是2009年才出来的，而且出得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不知道。”苏果一脸无辜。 　　苏果提早回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留学机会虽是两校的联合项目，但需要学生自掏国外的学费和食宿费用。“15万元左右的学费加上5万块钱生活费，是父亲跑长途货运的辛苦钱。”作为家中老大，苏果那时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从小就知道替父母省钱的苏果为了减少开销，在课时结束后就回国了，连论文都是在国内完成提交的。没承想，这一省却省出这么大的问题。 　　现年30岁的苏果刚刚登记结婚，她和老公都没有北京户口。这让她对未来少了几分安全感，她现在已经在担心将来孩子的户口问题。孩子出生后户口同样只能落回老家，就读和异地高考问题接踵而来。 　　始于上世纪的“留京指标”，是北京市为了非京籍生源解决户口设立的。2013年，北京市给予应届毕业生的留京指标仍维持在1万个。苏果一度想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烟台或是婆家无锡生活。 　　“找回尊严” 　　“不甘心”是苏果暂时没有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一位要好的同事知道苏果想离开北京后对她说：“你读了这么多名校，从中国读到欧洲，难道就是为了回小地方安度晚年吗？” 　　是啊，苏果背负了太多的期望。也因此，苏果开始做另外一个打算，读博。读博3年后，可以应届毕业生的资质有再次获得北京户口的机会。 　　不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年龄控”的政策，再次让苏果的计划开始紧迫起来。此项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留京。官方对颁布此项政策的原因解释为：调整北京人才队伍年龄结构，优先给年轻应届毕业生更多留京发展机会。 　　这意味着苏果如果选择从现在开始考博、读博，在35岁之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仍会再一次与北京户口擦肩而过。 　　高知“蚁族”，城市新移民 　　2007年至今，廉思对于“蚁族”的跟进式调查，已经6个年头了。这6年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都发生了很多改变。 　　6年里，廉思读完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到了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廉思的身体开始发福，廉思课题组的团队换了一拨一拨的人。 　　随着调研的深入，廉思发现“蚁族”的范围开始扩大，与白领的重合度越来越高，相当一部分人“白天是白领，晚上是蚁族”，他转而开始关注“白领”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蚁族”和“白领”大都属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他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青年移民群体中的第三种人——农民工。2012年5月到10月，廉思带领课题组完成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正是在这些循序渐进的调研中，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移民。 　　由廉思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年出版。在“转型‘三峡’中的新移民宣言”一章中，作者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户籍”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研究报告指出，这一群体具备“双重边缘人，难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