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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树理写作”：谱系下的身份焦虑与理论建构 　　摘 要： 近年来，“后赵树理写作”已在评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也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文学“命名”的艰难曲折，更展现了“命名”背后的身份焦虑与话语争夺。总体来看，“后赵树理写作”确实反映了新世纪山西中青年作家对赵树理精神的继承与深化，对导引山西文学创作具有积极进步的效应，应得到进一步的建构与丰富。 关键词： 后赵树理写作；身份焦虑；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62-07 “后赵树理写作”的口号是由山西文学评论界在“麦地丛书”出版后于2008年年底正式提出。作为对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总结，这一提法被普遍视作山西文学再度崛起的标志。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山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占有重要一席，甚至处于中心位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是全国的一面旗帜；八九十年代以韩石山、李锐等为代表的“晋军”同样异军突起，频频问鼎全国小说大奖；在新世纪初，仍有张平的《抉择》摘得茅盾文学奖。然而在此后的一个时间段落里，山西文学一度陷入低谷。面对鲁军、湘军、陕军、桂军等的相继崛起，山西文学的声音却变得异常微弱，以致一些评论家不无悲哀地说：在山西，李锐之后无作家。话虽偏激，却也道出了一些实情，这一点可从2005年的“山西青创会”上看出，虽然青年作家不少，但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却寥寥无几。青黄不接、噤声失语的严峻情势，使山西创作界特别是评论界变得焦灼不安。 然而，在历经四五年的阶段性滞缓后，山西文学又以井喷之势跃上文坛，晋城的葛水平、大同的王祥夫、太原的蒋韵等一批新锐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浮现，以独特的文学风韵、整齐的集体亮相赢得众人瞩目。此景无异于久旱甘霖，大大缓解了山西文坛的普遍焦虑。评论家更是踌躇满志，不仅积极总结近年来文学创作经验，努力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力图重建山西文学的精神谱系；并且强化了文学力量的集结，意欲在群雄逐鹿的情势下，以文学集团的形式谋求更大的话语权，重振三晋文艺雄风。 正是在此背景下，三晋出版社推出了包括葛水平、王保忠等作家在内的“麦地丛书”。这些作家都曾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以及鲁迅文学奖，都是从山西走出且能够代表山西最高创作水准的知名作家。 在此骄人的创作实绩基础上，评论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后赵树理写作”的口号，以此描述这批文坛新锐共有的精神品格和写作姿态。随后《山西文学》、《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的合理性、有效性及价值意义进行了论证。《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报刊也及时跟进，对“后赵树理写作”予以了密切关注。 应该说，“后赵树理写作”的建构遵循了文学史创建文学流派的基本程序：首先对具有相近创作趋向、创作特征，且在文学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现象、作家群体予以“命名”，随后结合丰富的创作文本对此“命名”的内涵予以理论上的挖掘与深化，最后借助期刊、学术会议等媒介力量，将局部的、时段性的文学实践扩展为全国文坛的重要景观、文学历史上的重要界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乃至“三驾马车”等莫不如此。然而，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学派别建构所经历的基本程式，而最终能否成功，还需接受作家、评论家、文学史规范等各方面的检验。它的合法性往往需在激烈的话语辩驳中得以确立。 一、 艰难的“命名” 在相关评述中，“后赵树理写作”似乎得到了绝大多数评论家的赞同，给人以血统纯正、名正言顺之感。但事实上，“命名”意味着一种理想秩序的规划与建立，它的拟定往往与既定秩序的各方发生关联，甚至引发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和话语权力的争夺。直至今日，人们对“后赵树理写作”这一提法仍存争议，这既是正常的学理探究，也是各方话语权博弈的过程中的必然。 对“后赵树理写作”倡导最有力的是山西省作协的杨战平。他最早对此“命名”作出了理论诠释：“站在民间立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独到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文学观念，因此，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赵树理写作’。”[1]这一界定有如教科书中的名词解释，言简意赅，高度概括。只是，此番阐述一经发表，旋即引发争论，其中不乏意见相左者，既有评论家，也有作家。 在评论界，段崇轩以地域文学研究、特别是赵树理研究而闻名，但对“后赵树理写作”的提法并不赞同。他认为近年来山西文学虽然成绩突出，但其文学实力、创作影响仍然无法比及赵树理，匆忙打起“后赵树理”的旗帜是对文学前辈的不敬。此外，曾经作为“命名”同盟者的王春林在事后也对这一提法予以反思，认为站在民间立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命运等确曾在山西新一代作家身上有突出体现，但这一点与赵树理之间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此述完全可应用于很多与赵树理没有任何交集的作家，“后赵树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