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亲自去买花”.docVIP

“我想亲自去买花” 　　摘要：根据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作品《时时刻刻》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是一部讲述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故事。影片充斥着女性主义色彩。然而在传统男性“抽象的权力”操纵下，三位女性仍然摆脱不了“她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替她们”[1]P217的命运。本文以克拉瑞萨（Clarissa）的“我想亲自去买花”为题，以叙事的方式讨论女性在电影中如何被作为“失语”、“虚构”、“他者”身份而存在的。 关键词：《时时刻刻》；女性主义；男权主导；觉醒身份 中途分类号：G905 2002年改编的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m-ingham）的作品《时时刻刻》（The Hours）的同名电影，被导演斯蒂文·德奥瑞（Stephen Daldry）搬上银屏。它被传媒和受众普遍认为，这是一部以三个女性为主角并以此而展开的探索女性心理与命运的成功影片。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的原小说作者、影片编剧及导演均为男性，无疑，他们集体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 “代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representation）”的同义语，本质上，“再现”是一个权力问题，因为“再现是赋予抽象的形态概念以具体的形式的过程。这是一个使意识形态物质化、从而自然化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过程，包含着赋予世界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以意义的权力。”[2]P142故而，没有权势的人是不能“再现”自己的。在男权中心的传统之下，女性的形象、特性通常是由男性来塑造的，她们只能由权势者来“再现”。尽管《时时刻刻》以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面目出现在受众面前，然而这不过是拥有电影实际权力的男性们的设计而已，电影中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失语”、“虚构”、“他者”的身份。 （一） 1941年的英国苏塞克斯，一个莺啼燕语、风和日暖的清晨，20世纪英国“心理小说学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匆匆地写下给丈夫伦纳德（Leonard）及姐姐娜瑟（Vanessa）的遗书之后，便裹着大衣，踉踉跄跄地走出家门，悄悄来到乌斯河边，揣了块石头，慢慢沉入水中，顺着激流漂浮，如飞一样……镜头之外，扮演弗吉尼亚的著名演员尼克尔·基德曼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在悲伤低回、缓慢缠绵的钢琴伴奏中，诵读着遗书。镜头中，灰暗的灯光照射在阴冷的树林间，直到淹没弗吉尼亚头顶的水面……导演以弗吉尼亚结束生命作为序幕，是否潜藏着某种压制女性话语的“男性”社会身份的存在？ 电影从第3分47秒开始，5分多钟的时间，展示着三位主人公在某天清晨的生活动态：1923年英国里士满的作家弗吉尼亚（Virginia）；1951年美国的洛杉矶、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劳拉（Laura）； 2001年纽约的女编辑克拉瑞莎（Clarissa）。在三个不同的时空，三位女性身上发生的行为被导演直接并置：她们以同样的姿势躺在床上，被闹钟叫醒之后，做着相同的挽发动作，并在镜子中观察自己，然后洗漱等。接着，1923年的弗吉尼亚拿起笔纸开始写作《达洛维夫人》，1951年的劳拉打开弗吉尼亚的小说《达洛维夫人》，2001年的克拉瑞莎则在一大堆书稿前开始了当晚在家举行宴会的案头准备。影片将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故事，且有着明显前后顺序的场景，切割成碎画衔接在一起，让观众感觉仿佛是同时发生似的。这种蒙太奇营造的时空穿越构建出这部影片的基本框架——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充盈整部影片：弗吉尼亚在自己的书房开始写作《达洛维夫人》，下笔的第一句话是“达洛维夫人说她要亲自去买花”；布朗夫人（即劳拉）读到了这一句子；与此同时，新世纪的克拉瑞莎对着她的同性情人莎莉（Sally）喊道：“我想亲自去买花”。这与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宣称的“女性更多地是以空间而非时间来定义”的观点相吻合。[3]P175在克里斯蒂娃观点中，女性总是处于一个与男性相区别的位置，通过与男性的空间分割被拒绝全面参与文化，从而被置于现代时间之外，代表着某种永恒和重复，即被动性的地位。 “我想亲自去买花”——这是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在影片中的直接表达，表面上看去，女性似乎得到了话语权──“再现”了自我，然而这种“再现”顷刻之间就被淹没在电影所构建的封闭自足的纯粹的男性世界的隐喻表达之中。与“我想亲自去买花”这一意识相对应，电影出现了三个前后衔接的一组有关“花”的镜像画面。首先，对“花”的放置处理：第一个女人弗吉尼亚家中花瓶里的花是由仆人放置的，隐指弗吉尼亚除了作家身份之外还是一个女主人；第二个女人布朗家的花是握在她的丈夫手中，意味着由其丈夫放置，隐指布朗夫人劳拉的生活中，丈夫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第三个女人克拉瑞莎则是自己手持花瓶，意味着由自己放置，隐指克拉瑞莎的生活相对独立。其次，在“花”的颜色上也有意指性。弗吉尼亚家中的“花”是蓝色的，蓝色在西方文化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