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忠诚与流亡》：一篇未完的演讲.docVIP

《义务、忠诚与流亡》：一篇未完的演讲 　　作为二十世纪哈佛大学最为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茱迪·史珂拉（1928—1992）以其“免于恐惧的自由主义”留名于世。“恐惧”作为一个政治研究主题贯穿于史珂拉的整个学术创作生涯，这或许很大程度上与她身为德裔犹太人而且经历过的漫长流亡岁月有关。 　　茱迪·史珂拉的这篇文章—《义务、忠诚与流亡》（下文简称《流亡》）是她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演说辞，也是她为计划在一九九三年到剑桥大学进行系列演讲所做的准备工作。《流亡》一文内容的丰富性远远超越了拟定的题目与写下的文字本身。一贯的深思决定了这种布局零散的思想风格，也决定了其语言难以被复述。让自己被复述，或许从来不是史珂拉的意图。尽管对“教育”保持警惕，史珂拉的政治研究无疑隐含着教育意图，这种教育是启发性的，也如同传授一种防御技能：揭示人类困境，强调困境的现实性并带领人们进入对困惑的无尽思考中（“This has been a tour of perplexities，not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此外，也永远不要试图从结论入手去阅读史珂拉，史珂拉带来的阅读体验往往比作出的结论呈现出更广阔的意涵。但是，作为对其文本的一次返程之旅，我认为，以史珂拉“犹豫不决”作出的结论为起点，或许才能体会到为什么她声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演讲”。 一 　　史珂拉在《流亡》的结尾处说： 　　我认为不公正不仅取消义务而且破坏忠诚，不管后者看起来多么有活力；它还引起义务与团结我们的情感纽带之间的冲突。……不公正越少，这个世界就越可能少些苦难深重的难民。政治领域的“不公正”是迫使流亡者遭受政治苦难—不仅是物质的，也是心灵的—的根源。没有“不公正”（即使这种“不公正”仅是被察觉到而尚未转化成产生实际作用的政治迫害），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成员也就不会感到自己在“服从”与“拒绝”、“义务”与“忠诚”的冲突中惨遭撕扯。 　　“不公正”是一种政治的“恶”—史珂拉的政治思想一贯专注于此。有趣的是，在这篇演讲初始，史珂拉似乎以为自己可以从政治“恶”的主题中暂时抽身：她之所以开始致力于政治义务与政治忠诚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摆脱对政治罪恶的专注，然而最终却发现，政治义务与忠诚的研究仍然需要她那一如既往的专注。 　　“恶”是史珂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道德关切，恶无处不在，渗透于群体的政治、个体的人性中。人性的“恶”不可根除，它们像是传染病毒，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交往，它们就会存活、蔓延。所以，史珂拉并不奢望我们能远离它们，正如古罗马的政治家小普林尼所说：“憎恨人性之恶的人，也会憎恨整个人类。”史珂拉深谙其意，她并不想人人变成厌世者，而是希望通过人们意识到这些“恶”，加强相互间的理解与宽容，避免互相伤害。 　　认识人性有助于理解政治的“恶”。人性与政治具有亲缘性，人性驱策着政治行为；人性使政治永远带有“恶”的时隐时现的胎记。在史珂拉看来，政治的“至恶”才是人们应该竭尽全力避免的。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政治时常令人失望—政治有着恶的一面，恶会制造恐惧、干扰个体自由。由于膨胀的权力和欲望，政治经常激发人的邪恶与不道德行为，或使这种倾向系统化。具体来说，政府的每一次超出法律范围的和未经公共代理人或委托人授权的行动，都意味着政府充满罪恶的行动。政权中滥用公共权力定会在政治体制内和社会中制造失衡状态，带来某种政治的“不公正”。然而，以社会契约论的西方政治传统来看，公民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契约关系，那么，政府“自作主张”的罪恶行为就会打破原先利益分配的平衡状态，造成“不公”，察觉到这种“不公正”的公民就会有一种“受背叛感”。因此，“背叛”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重要政治主题。 　　“背叛”是指这样一种行为：之前与我们有着情感性或者契约性纽带的对象，改变了立场，投靠了另一边，但根据某种规定我们与对象之间仍然存在某种难以忽视的牵连。可见，确定一项行为为“背叛”的前提是，我与他者已经建立起某种纽带。 　　如果这种纽带以契约性为主，它规定的就是“义务”，即指遵守规则的行为，如政治义务就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地遵守规则或者法律。然而问题在于，当政府的行为偏离了既定规则与轨迹，那么成员还有义务继续服从这个政府，继续接受这些强制性规则、既定结构的约束吗？于是，政治义务就成为一种问题被提出。政治义务最本质的是其法律特征，具有强制性与不可选择性。 　　如果这种关系的确立和“义务”的产生是经过个体选择的，那么它就成为“承诺”，即自愿选择遵守规则的行为。在史珂拉的界定中，她一再强调：是规则界定着义务与承诺，即关系的重点不在于情感因素，而在于理性因素。 　　如果这种纽带以情感为主，它规定的就是“忠诚”，这是一种对于群体的归属感。“忠诚”不同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