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散文典藏》序言又二篇.docVIP

《香港散文典藏》序言又二篇 　　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受托主编《香港散文典藏》系列。我自己负责编选了其中的几本，并作序。 罗孚《繁花时节》序 　　“南斗文星高”—你说，最早鼓吹香港散文的“典藏”价值的，是罗孚。早在三十多年前，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以“柳苏”的笔名，在北京的《读书》杂志连续撰文，绍介曹聚仁的随笔，叶灵凤的小品，高雄（三苏）和梁厚甫的怪论，乃至亦舒、林燕妮的言情专栏，以其晓畅灵动的文笔，彩绘了一幅“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香江文苑风景。像《你一定要看董桥》或《无人不道小思贤》这样斩钉截铁的标题，体现的不仅是向内地读者力荐佳作的热忱，而且是身为香港文学的策划者、实践者的识见与胸襟。 　　其实，罗孚本人，更是这不容忽视的，风景中的风景。 　　脍炙人口的，譬如“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海光文艺》等杂志的筹办，《知堂回想录》的促成，聂绀弩《三草》的印行，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值得在香港文化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我想说的反而不是这些，而是他自己从四十年代起不懈的写作。若单从辑成集子的书名看，《风雷集》（1957）、《繁花集》（1972），自是承袭了“左翼文学”南来一脉；内里却有许多“风花雪月”，非主旋律的异质文字。依罗先生锥心坦白，早年的文章不堪卒读，自己乃是个“粉饰太平”的真诚的“歌德派”：“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样的良知、勇气和自我揭露，自巴金的《真话集》之后，乃属罕见。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这是罗孚先生后来一再引述的聂绀弩诗句。文章与思想，口与心，此间的诚伪难易，无论在京在港，都在在彰显当代知识人的写作困境，不得不与政治权力进退周旋。读书人生活与写作的自由和不自由，成为罗孚不断思考与探询的焦点。是以自一九八二年起，居京十一年，文风丕变。无端羁留京师，成了一个“神州袖手人”，却也成就了他为人为文的一大转机。早年无意识的潜在的“异质文字”，转化为他自己有意为之的特立独行的“主旋律”。上世纪末的那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分。罗孚此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在北京文化界知识界，不好说是“广交游”，却也在某一圈子中，有所见，有所闻，有所忆。发而为文，依陈子善的说法，是为“重现八十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录”。这就用得着京中常引用的另一个“当代典故”了，吴祖光家中的横幅─“生正逢时”。罗先生自己却谦虚，说这些回忆杂记，不过“野史”而已。但又立即补充说，野史可补正史之遗，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文气的抑扬与顿挫，正可见出此公内心的“倔”。不说“抵抗遗忘”，不说“去伪存真”，用的只是“趣味”和“意思”这样的平常字眼，正是“柳苏”远胜“罗孚”多多之处，一种不动声色的老辣，却又内蕴了难言的无奈与忧伤。我读“柳苏”散文，每于此处为之动容，低徊不已。 　　彼时罗孚的写作，循两个方向展开：其一，“香港作家剪影”系列；其二，“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诗话。前者，罗孚把许多失落在港九的文人行踪重新带到读者面前，从徐的女儿到萧红、蔡元培的坟，尽写几代华人颠沛流离、漂泊离散的悲欢。后者，罗孚发展出一种“现代诗话”的文体，抄录并评述当代北京文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许多“旧体诗”，及时向世界华人读者“报导”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一大重要趋向。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学勃兴，最“坚贞决绝”的文体当属诗歌。胡适《尝试集》之后，写“新诗”的人才可称作“诗人”，中国人写了千百年的“押韵的句子组合”，则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旧体诗”。旧习难除，朋友酬唱写几首，每每“不好意思”，像冯至就自嘲为“尸骸的迷恋”。有趣的是，一个世纪了，迷恋无法祛除，似乎还将迷恋下去。罗孚在北京接触的旧雨新知，如聂绀弩、邵燕祥，很多原是写新诗的，却都写起了旧体诗，“文革”之后，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新文艺家的旧体诗”，这个使文学史家挠头的现象，却成为“程雪野”（居京期间又一笔名）开掘不止的写作资源。由对聂绀弩《三草》的笺注，发展成整本的《燕山诗话》，罗孚阐发了聂绀弩、启功、杨宪益等一大批“现代打油诗”的“滑稽诗学”（聂绀弩：“写诗不打油，那是自讨苦吃”，程千帆：“滑稽亦自伟”），把专政体制下“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罗孚指出，“以杂文入诗”的传统始于鲁迅，他那知名的“自嘲”就是典型的“打油”：“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以个体的特立独行蔑视“正史”的春秋褒贬。罗孚自己也写旧体诗，诗风不那么“打油”，却也时有“滑稽自喜”之作。聂绀弩赞曰：“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每三句话赅天下”，这是诗人的夸张，却也道中了罗孚散文的或一特点。在我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