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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高风险”的山西路径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在监管部门的有效指导下，伴随着新一轮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在改革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活力不断提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为推动山西省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山西农信事业大改革、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高风险农信社的风险化解问题，仍然是摆在山西省农信社顺利推进转型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当人们谈论“高风险社”的时候，概念中已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网点、一家联社，而是涉及农信社整个系统的一个概念。因为一个网点的风险，直接影响了农村信用社整个系统的健康度，让老一辈人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声誉就这样付诸东流，实在是让人痛心。更重要的是，大量风险资产的存在，严重抑制了农信社的支农水平，降低了农信社发挥“三农”主力军的作用，直接损害了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违背了农信社的办社宗旨。 　　过去：高风险社成因复杂 　　这些“高风险社”的形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区经济条件较差——地域的贫困性。据统计，山西省高风险社有8家位于国家级贫困县，自然环境恶劣，所扶持的“三农”产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靠天吃饭、经营懒散”，导致大量贷款形成风险。 　　二是企业制度存在缺陷——制度的残缺性。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机制要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企业制度的根本是产权的清晰和组织形式的合理，农村信用社虽几经改革，但出资人机制仍未形成，由于股东小而分散，造成出资人不负责、负不了责，使信用社从根本上失去了制度保障。 　　三是经营管理缺乏约束——操作的短期性。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约束机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导致经营战略上的短期行为：用人不慎，人不尽力，管理不善，决策随意，没人负责，频繁换人，信贷粗放，硕鼠不断，结果形成“新官不理旧账，旧账形成坏账”的恶性循环。 　　四是风控案防不健全——案件的多发性。风控案防不建全造成这些“高风险社”大部分都在历史上发生过案件，案件的发生除了在资产上给信用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外，更严重的是在声誉上给信用社形成了在短期内难以恢复的恶劣影响，致使风险化解工作步履维艰，像浮山、忻府区、潞城、清徐、闻喜、平遥、永济等联社都发生过案件。 　　现在：重组改制化解风险 　　近年来银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见，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在省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市场化手段朝着股份制方向积极推动。按照这一要求，近四年来我们在重组改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来就是：起步于2010年（启动之年，摸索探路；创立1家），突破于2011年（成熟一家，改制一家；创立7家），攻坚于2012年（先难后易，重点化险；创立5家，其中成功改制潞城高风险社，为山西省乃至全国高风险社重组改制开了先河），全面推进于2013年（以强带弱，整体推进）。回顾近几年的风险处置实践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 　　一是加强领导，成立组织，实行包市包点责任制。风险处置化解领导组由省联社领导集体组成，分片包点，深入高风险机构进行现场指导，立足自救，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改善经营，提升服务，同时积极鼓励寻求优质并购方和战略投资者，进行重组改制，实现风险的逐步化解，各办事处明确分管改制领导，责成专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结合各市实际，统筹谋划，先难后易，重点突破，引领推进。 　　二是多方努力，筹集资金，扶持高风险机构走出困境。一是协调省政府每年给予1亿元的扶持资金，专门用于帮扶高风险社；二是充分利用省联社清算闲置资金，通过货币市场运作盈利，2010年底一次性消化历年挂亏5.4亿；三是协调省纪委牵头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清理党政干部公职人员拖欠农信社不良贷款专项行动，各地积极展开集中清收，清收金额共计13亿元；四是协调省市政府将3亿元借款改拨款，解决浮山县联社专项央行票据兑付问题；五是组织15家县级联社通过重组改制动员民间资金142亿，用以消化不良和充实资本金。 　　三是放宽视野，选贤任能，加强高风险机构班子建设。选好一个人，能兴一个社；用错一个人，能毁一个社。在高风险机构领导班子的配备上，省联社广开视野，跨系统、跨地区，不拘一格选人才，通过省联社下派、他行引进、辖区优选，先后对高风险社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为高风险社的风险化解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是抢抓机遇，启动重组，寻求脱胎换骨的最佳路径。抓住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重组的历史机遇和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机遇，根据银监会《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省联社及时决策，适时部署高风险社的重组改制。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采取了“一帮一”（襄垣帮平顺）“三拖一”（榆次、灵石、寿阳三家农商行投资平遥重组改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