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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重要制作亦重要 　　南国的五月，正是春末夏初，花季结束迎来果实的季节。广州星海音乐厅也开始迎来庆祝启用十五周年的“华典音乐季”，继4月25日马捷尔指挥慕尼黑爱乐乐团后，5月11日的音乐会版本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更成为5月份广州乐坛各方瞩目的焦点节目，而香港歌剧院的十周年庆典歌剧季，也在5月带来全新制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TheTales of Hoffinann）。这两个歌剧制作，无论是广州的《茶花女》，还是香港的《霍夫曼的故事》，都带来很不一样的新意，制作手法上也很有新的启发，两部歌剧故事风格手法迥异，《茶花女》是以小仲马的写实小说、剧本写成的歌剧版本，《霍夫曼的故事》却是天马行空，带着科幻奇诡色彩的寓言。两个制作都传达了一个很明确的歌剧信息：作为歌剧核心价值的音乐固然重要，但制作手法的舞台效果同样重要，这已是现今歌剧艺术发展中难以逆转的潮流！ 　　音乐会版本仍讲求“制作” 　　毋庸置疑，歌剧是集合了文学（诗词）、美术（布景道具服装）、戏剧和音乐的综合艺术，追求视觉和听觉结合的效果，“音乐会版本”的歌剧，往往是在音乐厅举行的“栋笃斋唱”，“视觉效果”欠奉，吸引力自然大减。然而广交这次音乐会版本的《茶花女》“制作”却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歌剧制作是至为昂贵的艺术，音乐会版本减少了布景道具服装，也减少了装景的时间，制作成本得以降低，也就得以让观众以较低廉的票价接触歌剧艺术。不过，近年推崇以音乐会版本演出歌剧的更重要理由，并非从制作成本着眼（如迪华特执掌香港管弦乐团时期，远自欧美聘用高身价歌手到香港演唱包括配角在内的各个角色，制作成本便绝不低廉），而是将歌剧艺术回归到此种伟大艺术的核心元素一音乐。 　　事实上，上一世纪末开始，西方为“挽救”这一传统艺术，赋予其新生命，在歌剧制作中加入各种元素来包装，邀请电影、舞台剧的导演来执导，歌剧的“现代版”、“电影版”、“多媒体版”便层出不穷，务求以抢眼球的方式来刺激观众的官能神经，吸引年轻观众进入歌剧院。这些制作尽管不会改动歌剧中原来的音乐，但观众的注意力往往已自音乐中拉开了。为此，音乐会版本的歌剧，便刻意将歌剧还回音乐本身。 　　在星海音乐厅欣赏歌剧《茶花女》，已是笔者近大半年来，继去年香港歌剧院和今年香港艺术节后所观赏的第三个《茶花女》制作。出乎意料的是，观赏情绪最被音乐牵引的，却是这个并无布景的音乐会版本的演出。但干万不要误会，这并非只靠音乐便能发挥出来的效果。因为这是一个很不一样，同样很讲究“制作”的音乐会版本歌剧。 　　广交的《茶花女》与一般音乐会版本歌剧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66人的乐团，尽量置于舞台后半部分，将舞台前三分之一腾空，作为演员的表演区。虽无布景，但仍有简单家具、道具。第一幕舞台左边一张双人沙发，右边一几两椅，欧洲古典式，鲜红色彩，茶花女维奥莱塔的服装是低胸鲜红色拖地长裙晚装，胸口饰上茶花，与黑色礼服的一众男角和深紫蓝色套装的弗洛拉相互映衬，成为热闹舞会上全场瞩目、一枝独秀的主人。接下来的第二幕第一场，只得舞台右边的一几两椅，但已改为白色。维奥莱塔也改穿米白素色的衫裙，洗尽铅华后的形象便与前一幕做成戏剧性对比。同样，到第二幕第二场在弗洛拉家中的舞会，改用回红色沙发，与第三幕的白色双人沙发及白色椅子构成鲜明对比外，维奥莱塔在这两场戏中，首先以红色长裙晚装加黑色披肩在“舞会”中出现，继而以单薄的白色衫裙楚楚可怜地赤着脚出场，同样能带出鲜明的戏剧性效果。 　　同时，这虽然是在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版本，但灯光也做出特别设计，除了采用“追灯”、“射灯”突显主唱者，让观众聚焦外，每一场演完，乐音歌声甫止，即全场“黑灯”。刻意制造出剧场“落幕”效果。至于第二幕第二场弗洛拉家中的舞会，幕启时的斗牛舞则改由一位扮相色彩鲜艳的小丑抛着彩球出场来代替，好让合唱团唱出“我们是吉普赛的少女“（Noisiamo zingarelli）。 　　此外，这虽然是音乐会版本，但各演出者仍将之作为“FullStage”版本来演出，各歌唱家在歌唱外，仍很重视“演戏”，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十足，其他暂时“只听不唱”的歌唱家也配合着来“演戏”。也就是说，观众看到的并非只是“栋笃斋唱”，而是有灯光变化，有简单道具，也有戏服的“歌剧制作”。当然，能感动观众，关键仍在于各位演出者在作为歌剧的核心——音乐上的表现，都有很高的水平，很动人的表现。 　　歌唱“入戏”难张立萍聚焦 　　相对于威尔第另外两出在《茶花女》前诞生的歌剧《弄臣》和《游吟诗人》而言，《茶花女》的音乐、戏剧性的张力，和音量的强度变化都较小；其特点却在于抒情性的表现，幽怨细腻的刻画。尤其是乐队，从开始前奏曲的哀婉悲诉，纤弱无力，到最后一幕前奏曲，和随后维奥莱塔弥留时所唱的咏叹调“告别旧梦”（Addio 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