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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王瑛：企业要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 2013年09月22日 06:17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企业要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之前的“退岛声明”以及随后在媒体上的多次发言，与王石最近的“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的讲话，除了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外，商业界认同你二位观点的占比多少？ 王瑛：看上去获得的支持相当普遍，舆论几乎是“一边倒”，但这和企业家们的实际选择不是一回事。我认为，让企业家自己去思考和参与企业家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的讨论，对于他们自身的成长是有裨益的。但这里涉及到一个“说是说做是做”的问题。回到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家在行动上仍然“为避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毕竟，要顾忌多方关系和利益。 南都：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在商言商”算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在你的“退岛事件”中可以发现，还是被很多企业家接受的。但这在社会层面，被看作是一种犬儒主义。你在内心理解这种态度吗？ 王瑛：企业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尽量规避风险，不单为自身考虑，还要为与其利益攸关的群体着想，这是情理之中的。企业家有着自己的难处和无奈，说犬儒主义有些冤枉。企业家阶层总体倾向保守，我们不能把挺身发言、登高一呼作为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这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也应认清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即起码保持沉默，不参与制造恐惧，守住不传播和扩散恐惧这一“底线”。中国经历过把私有制连根拔掉、传统社会结构被彻底粉碎、文化传承以及中西方交融戛然而止、全面封闭的社会形态。其极致形态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遗留下来的种种心理惯性早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旦被刺激，仍有蔓延成一种公共危机的潜在趋势和雄厚基础。迅速传播和蔓延的集体恐惧是大规模倒退回“文革”类社会形态的序幕，一切将从制造集体恐惧开始，从制造对恐惧的恐惧开始，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再为制造恐惧的人和势力帮腔，推波助澜。 曾成杰的案子也给这个话题做了一个注脚：其一，表明无论是“在商言商”，还是一味地妥协躲避都保护不了自己；其二，说明企业家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把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当企业家合理恰当的政治表达与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拥有一定的伸展空间，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上一定会有作为的。 南都：“在商言商”，显然是一种务实的退缩策略。但越退缩，干预触手只会伸得越长。但若企业家真的直面，又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好像就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你觉得该如何破解？ 王瑛：中国这30多年来的变化，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中国企业在某些层面、某些领域里，自由度很大。由于各地政府都会有人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和任内，可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好企业，他们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服务意识也很强。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不同的中国。我特别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在这点上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到有阳光的地方去，在充分市场化的、相对完整和健康的发展空间里去寻求发展。换句话说，要开始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这既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也是对自己最大限度的保护。 对于如何破解困境，我觉得还有两点很重要。企业家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企业，还要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重建中去，并注重在参与社会建设和公益慈善活动的过程当中，改变自己。这些活动，能够给我们一种内心的力量、现代社会知识的给养和公共生活的训练，让我们更好地按照现代社会、现代企业的要求和互联网对组织形态变革提出的要求、界定的方向，经营好企业，学做好公民。企业家在这方面的积极参与，也是对中国公益事业更有效发展的支持。 企业家们要开始考量，是不是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能仅仅站在“不说话”的底线上，而是选择积极的表达和行动。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既是对时代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中国现今的资源配置未和权力分开 南都：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说，在中国制度下，中国商人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更不能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因为“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你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 王瑛：因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未与权力分家。依照现代社会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权力之间是有界限的，应该以界限的划分为前提，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职权范围、行权方式。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中国还未到这一步，公权力始终是资源配置的主导。 南都：那你觉得中国商人有无可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王瑛：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的逐步发展，企业成为了市场运作的主体。企业家界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企业主，一是职业经理人，当然，是做到一定层面的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