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中的中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doc

世纪交替中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 郭熙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在同时关注着一个问题：中国语言学向何处去？而每当人们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到语言学教学问题上，因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和它联系在一起。最初，大家给予更多关心的是现代汉语教学——因为最早的危机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人们普遍发现，学生对“现代汉语”这门课不感兴趣甚至很厌烦（郭熙，1989）。于是，改进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法等成了不少语言学教师的工作重点。一批批有关的论文和新编的教材也应运而生。但是，几年过去了，这一切似乎都显得无济于事：学生们对教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现出了一种冷漠的态度。不仅如此，形势似乎也变得更加严峻了：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语言学科。据了解，不少高校的语言学课程节节败退，语言学队伍也溃不成军。不少人开始抱怨——抱怨市场经济大潮对语言学科的冲击，抱怨人们不重视语言学；抱怨的同时不乏哀叹——哀叹语言学走投无路；在这中间人们开始怀旧，他们怀念50年代语言学的显赫地位，也怀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语言学的再度兴盛蒸蒸日上的局面。的确，与50年代的“黄金岁月”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东山再起之势相比，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真可谓一落千丈，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回顾一下现代中国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道路，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1.早期的现代中国语言学 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和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的语言学始于《马氏文通》。关于《马氏文通》，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有褒也有贬，批评较多是它的模仿方面，赞扬则是基于它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的语法学著作。然而人们对《马氏文通》的动机和效果注意得不多。据《马氏文通·后序》：马建忠把我国的教学方法跟西方作比较以后，认为我国由于不教语法，青少年学习语文事倍功半，减少了学习科学的时间，影响了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他积十余年的时间写了这部开创性著作。马建忠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学习文言也是另一种语言代码的学习，采用学习第二语言的一些方法，例如讲解一些必要的语法知识，告诉学习者一些基本规律，确实可以节省学习者的大量的时间。可见，《马氏文通》的出版是跟语言教学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怎样肯定它的地位都不过分。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马氏文通》在教学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这是社会和历史的局限所致，我们不能苛求马建忠用今天的语言教学理论去编写语法教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马氏文通》也导致中国语言教学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误区，导致了语法教学万能论的产生，对中国语文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副作用。 如果说《马氏文通》还是写作出版于文言文时代，说它是现代中国语言教学还会有一些争议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白话文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各种白话文文法的著作纷纷出版从而正式开辟了中国现代语言教学的道路则是毫无疑问的。从《马氏文通》到其后的一系列语言学著作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因而社会也就给了它们以特别的地位。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一部《新著国语文法》何以能出到20多版。虽然这本书后来颇遭非议，但其在当时的地位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自豪。我想，在那个时代，一定不存在今天语言学著作的出版难，语言学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关键在于，语言学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2.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曾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看作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代”（郭伯康，1993）。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那么准确，因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能在学术上畅所欲言。但那个时候中国语言学的地位却是今人所不可企及的。如果分析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1）政府的支持；（2）教育事业的需要；（3）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的影响。当然，这三个方面有时很难分开。以政府大力支持来说，显然就与教育的需求、前苏联的影响分不开。中国共产党有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传统（郭熙，1992），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大批有文化的人才，而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不高，中共领导人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要迅速地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首先要解决读写问题。这就对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也就形成了语言工作者的特殊地位。以《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来说，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恐怕就是空前绝后的。 如果说发表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还只是对中国共产党重视语言问题的传统的继承的话，50年代开始的“苏化”则是为中国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客观地说，前苏联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同的意识形态使得中国的新政府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例如民族共同语和规范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