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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 2013年03月31日 23:29来源：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分享到： 12人参与1条评论 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原题：《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