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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配套的 文字离不开国家 文字创制、文字改革是国家行为，带有强制性。 秦始皇搞“车同轨，书同文”，短短十来年，六国文字，说废就废了。解放后，我亲眼目睹，大陆推行简化字，也是短短十来年，就没人会写繁体字。过去，文改会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这些方案后来转化成电脑汉字的输入系统。 中华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国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纪事”当文明标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就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没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论。 虽然，学者指出，国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挂钩，如印加文明就是没有文字的国家（用魁普即结绳的方法记事），苏美尔的国家权力也先于文字。 现在，“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 其实，我们应该分析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样的国家没文字不行。 郑也夫说，“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国家，有没有文字可大不一样 中国的很多民族，特别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长或分种为酋豪，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对他们说来，文字可有可无。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没错。中国史料记载，他们在步入大帝国之前，往往都是靠结绳刻木记事，以言语为约束，情况与印加文明相似。但他们跟汉族打交道，模仿汉族，把松散的部落拢一块儿，编户齐民，建大地域国家，情况却不同，没有文字还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赞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创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回鹘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创制，老满文是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新满文是皇太极命达海改制。他们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邻，利用现成文字，有些参考其他文字，根据本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既考虑自己好使，也方便与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国家有关。起码就多数情况看，创制文字是从部落生活迈向大帝国的一道重要门槛。蒙古入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不光在本族内使用本族文字，还允许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体并行，后者是五体并行，覆盖面比汉地更广。 欧洲建东方学，各种古文字的破译是靠古代铭刻的多语对读。这些铭刻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产。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他是从《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入手。当时的汉学讲座是汉、满、蒙三语讲座。 汉字和大一统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 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 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 元朝六体并行，清朝五体并行，和波斯类似。 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我手不写我口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