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美跨界族群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doc

【论 文】 冷战后欧美跨界族群的研究 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合作增加了机会，又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本文将综述冷战后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研究，并它们对思考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 引言 冷战结束后，全球诸多地区出现了族群冲突，国家解体，国民四分五散的现象。尤其在东欧和后苏联各国，新老国家的重组过程中遗留或产生了许多跨界民族。跨界民族这一似乎不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题目，也随之成为该领域的瞩目议题。 近年来欧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界族群是否增加分裂主义或内战危险这一焦点上。同样受关注的还有跨界民族的亲属国（或称祖籍国）及东道国 跨界民族指相邻两国里均有的族群，其格局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居住国为少数，在邻国为多数族群；比如越南泰国缅甸的华人，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和朝鲜族，中国南方泰语系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亚各国的俄罗斯族。二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少数族群；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中国和尼泊尔的藏族，中国和缅甸的掸族和景颇族。三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多数族群；如南北韩国，东西德国，曾经的南北越南。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归于这一类。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民族与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合作增加机会，也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比如外蒙古对中国所谓“复国主义”的担心影响了中国在蒙古的投资；中国对南韩个别“领土收复主义”言论的戒心影响了南韩在延边的深入投资；中国对“三种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忧虑影响了新疆主要族群与邻国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机会，维吾尔族公民甚至很难申请出国护照；跨界族群在中缅边界的分裂战争影响到中国边境的安全和正常贸易活动。此外，一些跨界族群成员把孩子送到亲属国求学，有的退休后到亲属国兼职，有的享受部分公民权待遇，这也引起国内一些学者和官员对他们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产生怀疑。有学者甚至认为，一旦南北韩统一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必起分裂思潮以求统一。 本文将综述近年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的研究，并点评它们对理解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这些研究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乐观的：跨界民族并不增加分裂主义的危险；中亚各国在独立后对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保持了节制和理智的政策，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运动和内战；跨界民族的治外法权利弊参半；跨界民族的多元认同并不损害国家主权。总之，跨界民族对边疆发展和和平共荣利多弊少。 跨界民族是否增加分裂主义和内战的危险？ 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将原因归咎于“动机”与“机会”这两大方面。 从动机上看，首先是“领土收复，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情感。著名的民族学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1983：1）Myron Weiner（1971）（Gleditsch 2007; Saidman and Ayres, 2000; Saidman 1997 and 2001; Cederman et al. 2009） 。 第二种动机来自亲属国民众对跨界侨胞的同情。比如侨胞在邻国里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落后，而一旦他们发起了反抗运动，自然会得到亲属国同胞的支持（Woodwell, 2007Mousseau 2001；Hegre et al. 2001; Sambanis 2001）。如果亲属国是民主国家，政客们会出于民意和选票的考虑对邻国采取干预政策，以赢得本国民众的支持（Saidman 1997; Holsti 1996) 。即使在非民主国家，专制者也可能出于内政压力而支持跨界同胞反抗当地政府的运动（Partell and Palmer 1999Woodwell 2007）。 内政治或国际地缘政治的需要，则可能借此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 （King and Melvin 1999/ 2000)。 第四种动机源于分裂后新建国家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由于这类国家往往担心境内少数族群仍然忠于原有的祖国，因而特别地限制他们的政治和自由空间。这一政策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分裂情绪并得到其原祖国的支持，从而引起新一轮的族群冲突 （Brubaker 1996。实例主要是前南斯拉夫分裂后新建立的几个国家Cederman et al. 2009）。 跨界族群导致分裂主义运动的“机会”方面，欧美研究认为关键在于该族群拥有的资源与组织能力这两点（Cederman et al. 2010。如果跨界少数族群在（Gleditsch 2007。其他重要的资源包括一定的人口规模，聚居地离东道国的政治中心有较远的距离，以及崎岖的地理条件（Cederman et al. 2009。 比如在后苏联的新建国里，滞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进行分裂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