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论文.doc

直面李约瑟之谜：学术自治与科学革命 游五岳 摘要：近代科学能够冲破神权权威的束缚在西欧兴起，并在缺乏技术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带来连续两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高峰，得益于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学术自治领域的建立，它保障了学者们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由，而西欧多元政治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宪政传统是学术自治领域形成并保持的深层原因。中国长期的王权专制则阻碍了民间学术自治权的形成，相反，科学知识的生产长期是在“官守学术”的制度下进行的，这不仅使中国科学研究的“实用化”、“技术化”倾向严重，也导致社会创造力的逐渐枯竭，科学知识积累在长期趋于停滞，而只有在政治权力多元化的时代才有科学理论创新高峰的昙花一现。关键词：科学革命 学术自治 官守学术 政治权力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界对于“李约瑟之谜”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李约瑟本人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即“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住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李约瑟，1990） 李约瑟在提出他的问题时，审慎地画下了这张中国与西方在长达2500多年内科技发展示意图： 图1 资料来源：胡菊人，1978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在于，中国维持了连续稳步的缓慢增长过程；而西方则曾经突然跌落并长期停滞在谷底，在1500年以后科技发展突然开始高速增长，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保持了这种迅猛态势。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在这几个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观涛等人（1982）统计了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这两千五百年内中西方近两千项科学技术成果，并将它们分为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部分，分别对中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科学技术成果的净增长作出了统计，以下是西方1500年到1900年各类成果的表现： 图2 图3 从以上两幅图可以看出，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8世纪中期，西欧科技发展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科学理论的大量出现所带动的，同一时期科学实验也呈现增长态势，而18世纪中期开始，技术也开始加速增长，整个19世纪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齐头并进，使西欧科技发展曲线急速攀升。 16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加速与18世纪中期开始的技术起飞显然分别与西欧两场重要的变革有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然而技术起飞远在科学理论起飞之后2个多世纪，并且大量研究表明，科学革命并非工业革命的前提，实际上“19 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E.E.里奇、C.H.威尔逊等，2003)，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并形成循环加速机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North，1981）。那么问题就在于，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三个多世纪），没有技术需求和利润动机的推动，科学理论成果为何能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并且，一旦想到这是一场兴起于天主教神学支配下的旧科学范式仍主导着科学领地时代的革命，并因此曾经引发与宗教之间的残酷斗争，近代科学如何“一发而不可收”、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成为更加有趣的问题。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从下图金观涛等（1982）作出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来看，中国在漫长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却从未出现由科学理论主导的科技增长，技术水平一直远远高于科学理论和实验而几乎决定了各个时期科技发展的总水平，并且科学理论成果大约从7世纪一直到17世纪（除了中间在12世纪左右有小幅增长以外）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13世纪左右成为最先被西方赶超的部分，此后技术、实验以及总的科技水平也从大概14世纪开始增长趋平。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古代这种科技发展的“技术化”倾向以及科学理论的率先停滞呢？它们与“近代科学未在中国兴起”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图4 备注：图中曲线是取对数值绘出的；A、B、C、D分别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和总分赶上中国的交叉点。 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单独对各个朝代科学理论成果的净增长做横向比较的话（见下图），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科学理论的“小高峰”总是对应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权力多元化时期（如战国、东汉魏晋南北朝、两宋），而低谷则对应着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时期（如几乎整个隋唐和明朝）。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图5 二、文献回顾 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兴起”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学界已经有很多种解释，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首先是思维方式决定论，唐君毅（1947）提到中国文化缺乏主客之对待意识，缺乏分的意识，因而中国缺乏科学精神，刘志一（1988）也指出东方人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检验。但是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