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妇女与家庭暴力社工员的相遇一个弱势保护弱势者的制度.docVIP

原住民婦女與家庭暴力社工員的相遇： 一個弱勢者保護弱勢者的制度？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王增勇 第一部份 前言 家庭暴力在家暴法實施後開始正式被國家體制所介入，但是原住民婦女在這樣的介入中是否獲得家暴法所宣示的人身安全保障，則尚待討論。被視為處理家庭暴力具有權威的助人專業（精神醫學、心理諮商輔導、社工等）在看待原住民家庭暴力問題時，往往受限於當今專業知識根源（即西方現代化理性思維）的文化盲點，而無法切中原住民的問題根源。因此，助人專業在談論原住民家庭暴力問題時，自身的知識架構也需要被檢視。但是社會工作在這方面的專業反省卻十分少有。因此本文嘗試從原住民婦女的文化特殊性出發，檢視現有家庭暴力服務體系的適當性。 原住民家庭暴力問題有多嚴重？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或精神上不法的侵害之行為。換言之暴力的行為不僅限於生理上的加害行為，亦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虐待，舉凡辱罵、威脅、不予睡眠等皆屬之。對象包括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家長或家屬間關係者、現有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有或曾為四等親以內之旁係血親或旁係姻親。加拿大對於家庭暴力的定義則直指家庭暴力背後的權力本質，認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信賴與依賴關係中，掌權者對依賴者所施加的嚴重權力濫用行為。其類型包括肢體暴力（包括性虐待）、心理暴力（如以言語對家中成員施加精神上壓力）、與經濟暴力（剝奪家中成員所需的經濟收入）。雖然台灣原住民的家庭暴力問題被許多實務工作者相信普遍的存在現象（孔吉文，2000）。我自己在一個泰雅部落與當地婦女談到家庭暴力問題時，婦女的回答是「這已經不是『有沒有被打？』的問題，而是『被打得多嚴重』的問題了。」，顯示婦女已經將家庭暴力合理化成為婦女生活的一部份。許多婦女會歸因為先生酗酒的結果，而自己也藉由酗酒作為回擊的理由，因此在部落中的家庭暴力有時不只是先生單向的暴力相向，而是夫妻彼此的暴力互毆（顏婉娟，2000）。許多以泰雅族為對象的研究都指出家庭暴力問題在部落中的嚴重性（顏婉娟，2000；黃淑玲，2000）。但是，許多原住民認為家庭暴力的探討有污名化原住民的可能，認為學者過度誇大其嚴重性，造成原住民的負面社會標籤。由於缺乏全國性統計資料可資說明其嚴重程度以及逐年演變情況，確實的情況不可得知，端視發言者所佔的社會位置而定。現有統計報告通常是由服務提供機構提出，例如長期推動家庭暴力防制工作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在台北市內一處原住民居住區所進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就發現，社區中78名原住民婦女有高達18％的婦女經歷過家庭暴力（黃淑玲、林方皓、吳佩玲，2002：129）。合理的推論是原住民社會的家庭暴力現象是存在的，但是其嚴重程度尚未有代表性樣本可以確實證實，是否比漢人家庭嚴重就更無法確定。 漢人社會與原住民社會的家庭暴力現象有何不同？ 雖然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的家庭暴力在表象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從發生根源來看，至少有三項基本不同。第一、原住民家庭暴力現象不僅傷害特定夫妻或家庭，更傷害整個部落。第二、原住民家庭的問題根源可以追溯到以往國家對原住民所執行的不當同化政策，因此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建構過程。第三、原住民部落內部的暴力問題其實反映了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外在社會環境，整體台灣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與歧視，尤其是對原住民婦女的貶抑與物化，剝奪了她們作為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使她們成為合法的暴力受害者。這項觀點指出了從結構面理解原住民問題的重要性，這不僅反應了原住民生活中個人、家庭、部落、族群間緊密的關連，更反映了微觀個人經驗受到巨觀社會結構因素影響的重要性。因此，原住民的問題必須透過歷史與社會脈絡的分析下理解，才能窺得全貌，如此我們才不至於將結構性問題以個人化的因素加以解釋，進而對原住民造成「指責受害者」的二度傷害。Herbert McCannell (1997)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原住民的問題，他們指出酗酒、家庭暴力、自殺是全球原住民社會的共同現象，這樣的情形不是巧合，不是因為原住民族的民族性所致，而是基於他們共同的結構性歷史經驗，那就是他們都是被殖民的社會，而酗酒、家庭暴力、自殺都只是被殖民經驗的後果而已。 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原則 基於以上的認知，原住民社工學者Morrissette等（1993）檢討過去社工理論所意涵的種族盲目觀點，重新詮釋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內涵，提出以下四項原則：一、肯定原住民世界觀的獨特性；二、發展原住民本身反殖民主義的意識；三、運用原住民傳統文化來保存原住民認同與集體意識；四、以充權（empowerment）做為實務工作方法。這四項原則預設了原住民的劣勢地位是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不平等關係所造成的，因此原住民社會工作必須以改變原住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中的劣勢地位為依歸。這種從結構觀點出發的理論，